杨建华：张家川墓葬草原因素寻踪——天山通道的开启
发布时间：148271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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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杨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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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墓葬草原因素寻踪[1]
——天山通道的开启
杨建华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甘肃省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葬的发掘以其豪华的车乘以及浓烈的当地土著和草原文化因素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的关注。其中的草原文化因素来自哪个地区?这种文化的交往是通过哪个通道?这些草原因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传入的?这种交往在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都是本文试图探究的问题。
一、张家川草原文化因素的来源
甘肃天水地区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在2006年8月抢救性发掘了被盗掘的三座墓葬，[2]年代为战国晚期，墓葬形制与随葬品都显示了秦文化、当地戎人文化、草原文化以及西方文明的因素。其中的草原文化特征与中国北方的固原和鄂尔多斯等地的青铜器有很大区别。
最突出的动物有羊和虎，均为平面浮雕手法。在M3墓随葬明器车的车厢侧板上装饰的大角羊饰牌有青铜铸造(图一，1)和银箔饰片两种(图一，2)，不见固原与鄂尔多斯常见的圆雕立体羊。羊的造型特点是羊角向上向后卷，四蹄分立。
图一 张家川与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饰牌的比较
虎形饰件有金箔和银箔锻制的。M3墓明器车车厢侧板上的金箔虎饰的鬃毛与尾巴都向上卷，形成两个相对的卷曲纹(图一，3)。M1墓随葬明器车车厢侧板上的银箔虎躯体瘦长，使用纵向条纹与横断的节段纹表现，四蹄及角部有用于固定的小孔(图一，7)。
除了动物造型以外，还有镂空的装饰性牌饰。M3有卷曲的金箔车轮饰，左右对称，两角上翘相对，也形成两个相对的卷曲纹，中间有复杂的镂空纹饰(图一，8)。M3的车辐饰件是镂空的条形银箔饰，中间也有复杂的镂空纹饰(图一，9)。
根据以上器物，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张家川墓葬的草原文化因素的特点：
首先是动物装饰以羊和虎为主，尤其突出卷曲的羊角。这种向上卷曲的风格也影响到虎的鬃毛、尾巴以及装饰性饰牌。其次是以锻制的金箔或银箔饰片为主，青铜铸造的动物造型较少。这些饰片包裹着被装饰物体，使其形成金或银制的立体造型，给人以极度豪华的感觉，目的是炫耀墓主人的富有。再次是金箔与银箔锻造的纹样是纵向条纹与横断的节段纹，说明金箔与银箔就是在这样的模子上锻造而成。最后是随葬车，尤其是明器车。车厢侧板装饰的是捕食者虎和被捕食者羊这个草原流行的主题，但是特殊的是它们并没有厮打在一起(图二，1)。
图二 张家川与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动物装饰比较
哈萨克斯坦东南的七河地区与中国新疆的天山接壤。这一地区的公元前7~前2世纪的铁器时代遗存是塞人的遗存。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伊塞克湖附近的伊塞克(Issyk)冢的发掘。[3]在这里我们发现许多与张家川墓葬的草原因素相同的器物。
伊塞克冢又被称为“金武士之墓”，1969~1970年发掘。墓主是具有蒙古人特点的欧罗巴人，16~18岁的男性。年代为公元前3~前2世纪。[4]这里的大角羊也是金箔和银箔锻制而成(图一，4)。在伊塞克湖附近的卡尕里(Kargaly)河谷采集到几件金质的大卷角羊的牌饰(图一，5)，[5]突出大角向后弯曲到后背，四肢分立，与张家川的羊饰牌相似。卡尕里牌饰的年代比伊塞克墓地的晚，研究者定为公元前2~前1世纪乌孙时期的文物。“金武士”墓主的帽子上的神马有翼有角，向后弯曲的角与向上卷曲的翼形成两个相对的卷曲纹(图一，6)，与张家川金箔虎饰相对的鬃毛与尾巴造型相似(图一，3)。雪豹的造型是向上跃起并回首，身上使用纵向条纹与横断的节段纹的表现手法(图一，10)与张家川的银箔虎相似(图一，7)。卷曲镂空的金箔饰片，角向上卷曲，中间有镂空纹饰(图一，11)和中间有花瓣或火焰状镂空纹饰的条形银箔饰(图一，12)与张家川的镂空饰片相近(图一，8，9)。
伊塞克冢出土165件动物饰大多数是由金银锻打或铸造的牌饰，主要用作墓主的帽子和衣服上的装饰。衣服上还有4000多件金箔片和珠宝装饰。这些饰物的最终效果是把墓主人装扮成金质的塑像。其中的尖顶帽上面有很多金牌饰，包括雪豹和大角羊饰牌，也构成了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组合(图二，2)。
张家川和伊塞克湖地区遗存有许多相似性：动物装饰均用平面的二维浮雕表现，这种装饰风格不同于阿尔泰山区和鄂尔多斯高原流行的三维立体的动物造型;金箔与银箔多于青铜质地;两地遗存的年代相当于战国晚期。张家川和伊塞克湖地区的金银饰片装饰在物体的表面，其装饰效果使得张家川的车和伊塞克的墓主人最终成为包金的造型，说明这时的审美取向是追求豪华效果，与欧亚草原用青铜铸造的立体动物作为装饰的竿头饰的古朴和实用风格完全不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既有地域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因素。哈萨克斯坦东南的天山七河地区基本不见立体的动物造型，只有在最北的伊犁河北岸年代比较早的墓葬中有少量立体动物装饰，[6]应该是受更北的草原地区影响的结果。这两种动物风格的装饰在中国北方的出现则有年代早晚的意义：立体动物装饰属于东周北方文化带第三阶段后短剑时代的早段，即战国中期与晚期之交;平面动物装饰属于第三阶段的晚段，即战国末期。[7]这个现象说明中国北方与草原的文化交往是由北向南发展的。金银饰片中的动物造型主要有四肢分立的大角羊和身体用纵向条纹与横断节段纹表现的猫科动物。它们在表现细节方面也有很多相似性，例如向后下方弯曲的角部与向前上方弯曲的尾部或双翼相对。它们一般被并列安排在一个画面上，代表了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但是没有厮打在一起。花纹饰牌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一角向上扬起呈弯钩状或是中间填满花纹的条形。这两地墓葬具有如此多的相似性，从装饰母题到制造的细节，从装饰方法到装饰效果，应该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反映了两地文化的交往。由于这些文化特点在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历史悠久，数量多，所以中亚应该是这些草原文化因素的发源地，并构成这一地区公元前3~前2世纪的文化特色。[page]
二、文化交流的通道
找到了这些草原文化因素的来源后，我们还要继续探索这种联系的路线。哈萨克斯坦东南部与甘肃天水地区之间有新疆地区相隔，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这种联系的蛛丝马迹。
在天山北麓的新源县，[8]发现了大角向上向后弯曲、四肢分立的羊的青铜牌饰，与张家川的青铜羊牌饰非常相似，尤其是夸张的羊角上侧的波浪纹边缘(图三，1)。这种大角羊还见于伊犁特克斯县叶什克列克墓葬的青铜镜[9](图三，2)、哈密采集的青铜镜(图三，3)[10]以及伊吾县拜其尔墓地的立兽[11](图三，4)。这些大角羊都是青铜制作，以平面为主，也有少量立体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大卷角，角的边缘用波浪纹表示，四脚分立，头部下垂。
图三 新疆天山地区出土的相关器物
阿拉沟墓地位于天山山脉中间的一条山沟中。[12]1976~1977年发掘的位于阿拉沟东口的4座木椁墓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其中的M30规模最大，残留器物最多，有8块虎纹圆金牌、4件虎纹金箔带和1件狮形金箔。这些猛兽主题的金箔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使用了纵向条纹与横断节段纹的表现手法。狮形金箔的后肢向后反转180度(图三，5)。还有许多兽面纹与花瓣形金饰片，这些金箔与金饰片的周缘都有小孔，应是用于缝缀的。M30墓主为较年轻的成年女性。在她的头部附近有近百片长2.5厘米、规格相同、两端有穿孔的柳叶形金饰。这些金饰片很可能是缝缀在帽子上的。各墓都发现有金丝，并有大量的边缘有小孔的金饰片，我们可以推测墓主人也应该有类似伊塞克墓葬的金帽饰和金服饰。M30的木椁底部有明器木车一辆，轮径长约18厘米，轮轴均包银箔，这种装饰手法与张家川的十分相似。这些墓葬的年代为战国到西汉。这个墓葬中大量的中亚文化因素和墓主的性别，或许暗示了婚嫁方式在古代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新疆这几处位于天山山脉的遗存与哈萨克斯坦东南的伊塞克墓葬以及张家川墓葬都有很多相同之处。首先是年代基本同时，在公元前3~前2世纪左右;其次是动物母题以大角羊和跃起的猛兽为主;再次是金、银箔装饰手法，并利用饰片边缘的小孔固定在物体上，而且金、银箔的锻打方式都呈现出纵向条纹与横断节段纹表现手法;最后是阿拉沟和张家川墓葬有木车等明器。
新疆的相关遗存都位于天山山脉一线，最西边是伊犁地区的特克斯县，然后是新源，这两个地点与七河地区非常接近，文化面貌自然非常相似。再往东是阿拉沟墓葬，这是天山的山口地区。再向东就是哈密地区。从年代更早的考古发现可知，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13]与天山东部的哈密地区的天山北路遗存[14]联系密切，说明在公元前2千纪上半叶河西走廊就与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有着文化交往，这说明战国晚期的张家川的草原文化因素很可能是从哈密地区经过河西走廊传入甘肃天水地区的。
以上分析表明，天山山脉是连接中亚哈萨克斯坦草原与中国关中地区的通道。新疆与欧亚和中亚草原的联系历史悠久。但是这之前的交往多是浸润式的，即缓慢的东渐或西进，而且东西方文化接触的前沿阵地有不断西移的趋势：从最初的哈密盆地到第二阶段的巴里坤地区、奇台木垒和焉者盆地再到最后横贯新疆的中部地区。[15]草原文化的来源也有从欧亚到中亚即由北向南的发展趋势。从考古发现来证明从中亚的天山七河地区经新疆的天山到中国内地的直接通道，这还是首例。这条通道也是后来丝绸之路的北部支线。它的形成比经天山南麓的塔里木河的丝绸之路北线的年代要早。虽然目前从河西走廊到甘肃天水的路线尚未发现考古学的证据，但是从汉代丝绸之路可以推测，很可能也是经由河西走廊进入关中的。
三、文化传播的方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明确张家川墓葬中的草原文化因素来自哈萨克斯坦东南的天山七河地区并且是经由天山山脉传入的。但是这种文化的传播是以什么方式实现的?我们还要回到张家川墓葬的分析中来。
张家川墓共有3座，并且都被盗掘过。这3座墓表现出严格的等级制度，M1和M3的墓道都为9级台阶，双墓室，M2为7级，单墓室;M1和M3有马和牛殉牲，M2只有牛。所以M1和M3的等级高。这3座墓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特定功能的遗存具有特定的文化因素：礼器属于中原或秦文化因素;日用陶器为当地戎文化因素;车軎和车毂等车器为中原因素，而车轮和车厢板的装饰为草原因素。这种现象反映了不同文化因素在天水地区具有不同的功能，而且已经相当地固定，说明中原与草原文化因素已经被当地居民所认可，并赋予不同的含义。
M2出土器物数量少，我们重点讨论一下M1和M3的器物差别及其意义。M1有一定数量的武器和御马器，M3没有。虽然这两座墓都被盗，但是像镞这样的器物不会被完全盗走，所以M3不随葬武器基本可以确定。墓葬人骨没有保存下来，我们也无法鉴定其性别与年龄，从这两个墓的随葬品组合看，M1可能为男性，M3为女性。再比较两个墓随葬品所反映的文化因素，M1的中原文化因素多于M3，M3的草原文化因素多于M1。所以说M3的女性具有比M1的男性更多的草原文化因素。为什么女性会比男性具有更多的草原文化因素?联想到阿拉沟M30的情况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M3大量的草原文化因素很可能也是随着她的嫁妆来到这里。这种大量草原因素只来源与之年代相近的伊塞克墓地而不见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并且没有不同文化因素融合的现象，都有助于直接传入的假说的成立。M3的日用陶器也是单耳罐，说明她已经完全采用了当地戎人的生活习俗，只是在葬俗方面还保留较多的出生地的传统。以上分析是对这里的草原文化传播方式的一种推测。这一墓地2007~2008年发掘的墓葬[16]中的M14与M15的草原文化因素比较接近，是欧亚草原常见的猛兽噬羊的饰牌，而不见2006年发掘的以大角羊为代表的来自天山七河地区的文化因素。综合2006年和2007~2008年的两次发掘，这个墓地中每座墓葬的草原因素来自不同地区且没有混合在一起的现象，更有利于我们关于这些外来因素是以直接的方式而不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传入的推测。
总之，张家川墓主人的日用品代表了这群人的戎人文化属性;中原的礼器、车器与武器说明当地人已经使用秦国和中原的礼制;草原文化因素主要具有装饰功能，对于M3的女性墓主人，是用她的出生地的文化传统进入“另一个世界”。同时也反映出戎狄等中国北方民族在连接草原文化因素和中原文化中所扮演的中介作用。天山西段的哈萨克斯坦草原的文化因素年代与张家川墓葬的年代接近，应该是由中亚直接传到天水地区的秦文化分布区。这说明在战国晚期天山已经成为连接关中地区与哈萨克斯坦草原的通道，它改变了新疆原来作为东西文化影响的接受者的格局而真正成为了东西交通的通道，这是丝绸之路的雏形，在中西交通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附记：文中新疆的资料由邵会秋博士告之，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6JJD780004)，同时，还得到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资助。
[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2006年度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源战国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9期。
[3] K. A. Akishev, Issyk Mound： The Art of Sake in Kazakhstan, Moscow, 1978.
[4] Claudia Changetc, Of Gold and Grass Nammads of Kazakhstan. d. 112页，图390。
[5] 杨建华，张盟《中亚天山、费尔干纳与帕米尔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研究——与新疆地区的文化交往》(待刊)。
[6] 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年。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等《新疆文物古迹大观》，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图版1052。
[8]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特克斯县叶什克列克墓葬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5年第3期。
[9] 王毅民等《哈密文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封面1。
[10] 托乎提·吐拉洪《新疆伊吾县拜其尔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国文物报》2005年2月4日。
[11]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12]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甘肃省考古所《火烧沟四坝文化铜器成分分析及制作技术的研究》，《文物》2003年第8期。
[13] 潜伟等《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文物》2001年第6期。
[14] 邵会秋《东西方文化早期的碰撞与融合——从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谈起》，《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
[15]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7- 2008年发掘报告》，《文物》2009年第10期。
微信公众号编者按：本文原载《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页51-56。本文注释序号与原文不同，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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