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新 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
发布时间：148211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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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王建新 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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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代游牧民族有无“常处”之所?古代游牧文化是否会留下聚落遗址?这在我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并无明确的认识。
由于古代游牧民族特别是早期游牧民族几乎没有留下记载本民族历史的文献，正像欧洲学者研究古代游牧民族主要依据古代希腊、罗马、波斯等国的文献一样，我们对中国北方地区古代游牧民族历史的研究也只能主要依据汉文文献。然而古代文献的作者大多生活在农业区域，缺乏对游牧生活的亲身体验导致他们对游牧民族生活的记述有一定的片面性。同样对游牧生活缺乏深入了解的不少后代学者又进而片面地理解和解释古代文献的记述。如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认为：“匈奴……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杜佑在《通典·边防典》中的说法是：“随水草居止……草尽即移，居无定所”[2]。这些古代权威史家的记述，影响至深，以至于直到现代的许多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还会受到这类记述的左右。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者们都认为古代游牧民族没有固定居所，很难留下居住遗迹，也就很难找到他们的居住遗址，这似乎成为学术界长期以来的倾向性认识。这样的认识直接影响到考古工作的实践，导致目前为止对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游牧文化的考古研究内容主要是墓葬资料，而几乎没有聚落方面的研究，与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农业区域有大量聚落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形成了鲜明对照。
虽然3000年来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气候环境随全球气候的变化发生过一些波动，但由北方地区的高纬度和其中许多区域的高海拔等基本环境要素决定，这一区域冬季漫长、严寒的气候特征几千年来并无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气候环境条件下，牧民们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去过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必须寻找避风、向阳、水草丰美的地方作为相对稳定的居住场所以渡过寒冬。因此，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冬季营地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一些外国学者已注意到了游牧文化聚落遗址的存在[3]。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游牧中有定居应该是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从古至今的基本生活方式。
牧民的冬季营地并不仅仅是在冬季使用。当夏季来临，牧民们到草原上去游牧的时候，不能适应颠沛流离生活的老弱病残妇孺并不一定跟随青壮年去放牧，而往往留守在冬季营地。因此，冬季营地实际上一年四季都在使用。怀孕的妇女一般都应留守在冬季营地，所以牧民也大多出生在冬季营地。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冬季营地才是他们真正的老家。有相对稳定的居住场所，就会留下居住遗迹。因此，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是普遍存在的。
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遗址到哪里去寻找?草原是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人们很容易认为，应该在草原上去寻找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遗址。但是，应该注意的是，牧民们在草原上的游牧生活主要是在夏季。在不断迁徙游牧的过程中，一个居住点的停留时间很短，所采用的居住形式又是毡房、帐篷，很难留下大量的堆积和明显的遗迹。再加上空旷的草原易受风蚀，即使有一些堆积也会消失。因此，除了少量的特殊遗迹外，在草原上很难找到游牧文化的聚落遗址。到了冬季，牧民们必须寻找避风、向阳、有水、有草的地方过冬，只有山脉和山丘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条件。因此，古代游牧民族的冬季营地一般分布在山脉和山丘的南侧或东南侧。
由于地形地貌和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的限制，大多数冬季营地只能满足少量牧民和牲畜的生存需要。因此，以游牧家族为单位的小型冬季营地是大量存在的。从2000年开始，我们在甘肃西北部到新疆东北部的东天山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已经调查发现的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有200多处，其中大部分是小型聚落遗址。这些聚落遗址大都分布在山脉和山丘的南侧或东南侧，并且往往与现代牧民的冬季营地在位置上重合，这已成为我们在实践中发现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址分布的规律之一。
游牧民族对冬季营地的选择古今一理，加上具备这样条件的地点又是有限的，因此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遗址与现代游牧民族的冬季营地位置重合的几率非常高。这一分布规律还表明，与现代牧民冬季营地位置基本重合的古代遗址应该就是古代游牧民族的遗存。
在冬季，无论是普通的牧民家庭还是贵族和统治者，都必须定居。因此，在山脉和山丘南侧或东南侧分布的古代游牧文化冬季聚落遗址既有大量的小型遗址，也有少量的大中型遗址。同一时期、同一文化的小型遗址和大中型遗址，在分布的地域上往往存在密切联系。
到了夏季，游牧民族中普通的牧民家庭在草原上过起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没有定居的场所，因此在夏季牧场很难发现古代游牧文化的小型遗址。大中型遗址则与小型遗址不同，它们不但有冬季营地，而且在夏季牧场附近也有分布。这是因为古代游牧民族的氏族贵族、部落首领和更高的统治者，为了统治方便并从安全角度考虑，必须随着大多数牧民的迁徙而迁徙。他们夏季会和大多数牧民一起迁徙到夏季牧场，但不一定要和普通牧民们一起到草原上去放牧，而是在夏季牧场的附近寻找合适的地点作为定居场所，建立夏季的各级统治中心。因此，古代游牧民族的大中型聚落遗址往往有冬夏之分。即使是作为古代游牧民族最高统治中心的王庭，也会有冬庭和夏庭之分。
作为夏季营地的古代游牧文化大中型聚落的位置，往往会选在夏季牧场附近的山脉北坡居高临下、地势开阔、水源丰富、交通方便的场所。这样既方便居住生活，也便于随时观察草原上牧民们放牧的情况，及时发现突发事件并采取应对措施，同时也可以体现出统治者们高高在上的权势。[page]
二
在东天山地区，天山山脉南侧和东南侧的今新疆哈密市[4]和甘肃西北部马鬃山区[5]一带，分布有大量的古代游牧文化的冬季聚落遗址，其中既有大量的小型聚落遗址，也有少量的大中型聚落遗址。东天山北麓从伊吾到巴里坤一带的草原，特别是草原面积较大的巴里坤盆地，自古以来水草丰美，夏季气候凉爽、雨量充沛，是游牧民族传统的夏季大牧场。巴里坤盆地北缘的莫钦鸟拉山南麓分布有一些作为冬季营地的小型聚落遗址，而在盆地南缘的东天山北坡一些水源丰富、地形开阔的沟口地带发现的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遗址[6]都是大中型聚落，小型遗址基本不见。巴里坤和伊吾一带海拔较高，一般可达2000米左右，冬季寒冷漫长，最低温度可达零下30~40°C，每年从9月开始直到次年的5月，都会有普遍降雪，年平均无霜期仅有102天。因此，东天山的北坡只适于夏季居住而不适于冬季居住，在这里分布的古代游牧文化的大中型聚落遗址，应该都是古代游牧民族在这个夏季牧场附近的夏季的各级统治中心。
既然是居住的场所，就应该有居住的遗迹。在东天山地区发现的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遗址，普遍分布有用石块围砌的居住遗迹，居址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也有圆形的[7]。由于生活在东天山地区的古今游牧民族一直普遍使用石块砌筑居住场所、墓葬以及畜圈、草库伦等，对这些居住遗迹过去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墓葬，还有不少研究者没有把它们作为古代遗迹来认识。
东黑沟遗址石围基址图(摘自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等《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调查》一文)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在一些石围居住遗迹内往往散落有少量的陶片等古代遗物。此外，2006~2007年，我们在巴里坤县东黑沟(又称石人子沟)遗址发掘了4座石围居住遗迹，发现了古代人类的遗存，包括柱洞、火塘、灰坑等遗迹和陶器、石器、骨器、铜器、铁器等遗物[8]，表明这些遗迹应该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居住遗存。根据目前已获得的考古资料，还很难最终确认这些居住遗迹的上部结构是木构建筑还是帐篷。因为无论是木构建筑还是帐篷都属有机质的材料，现在都已不复存在。但从已发掘的石围居址内承重柱的柱洞较细、较少且分布较稀疏的状况看，这些居住遗迹的上部结构为重量较轻的帐篷的可能性较大。
已发现的居住遗迹的形式虽然变化不大，但仍可成为区分和确认古代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的依据之一。平面形状有方有圆，表明它们应属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遗存。在我国现代游牧民族中，蒙古族、哈萨克族的毡房平面都呈圆形，而藏族的帐篷平面呈方形和长方形。因此，不同形式的居住遗迹也应与不同的游牧民族有关。
东天山地区古代游牧文化的墓葬形式多样。从平面形状看，有圆形的，也有方形和长方形的;从封堆来看，有的没有封堆，有的是石封堆，有的是土封堆，还有土石混合封堆;封堆有圆形和方形的区别;从墓葬周围的地表设施看，有的没有石围，有的是圆形石围，有的是方形石围，有的是胡须状的，有的是放射状的，还有墓前立石人、设祭坛的形式;从石材来看，有卵石垒砌、块石垒砌、片石垒砌、立石环绕等不同形式。这些不同形式的墓葬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埋葬习俗。
岩画也是与古代游牧文化相关的重要遗存。在东起大小兴安岭，西至黑海、里海的欧亚大陆北部草原地区，都广泛分布有岩画。从内容看，岩画多反映的是游牧生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岩画地点附近往往会有游牧文化的遗址存在。这是一个重要的规律，岩画可以成为寻找游牧文化遗址的指南。
我国目前的岩画研究者主要是艺术学家和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很少参与。已发表的岩画研究论著，主要是对岩画的内容进行解释。对于岩画的调查和记录，大都没有注意到这些岩画与周边的古代居住遗迹、墓葬之间存在着共存关系，更缺乏对与岩画相关的这些居住遗迹和墓葬进行的综合研究;同时，对岩画的记录还普遍存在着不准确、不客观的缺陷。由于岩画基本都雕刻在自然的岩石上，岩画年代、文化属性和作者的族属等问题一直是岩画研究难以穿越的瓶颈。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同一岩石甚至同一岩面的岩画，并不一定是同时雕刻的。而许多研究者往往并未对这些情况进行认真辨认和区分，就把同一岩面甚至同一岩石上的岩画作为同一幅画面，对岩画的内容进行解释，这难免会闹出笑话。由于岩画是与居住遗迹、墓葬等有共存关系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家不能放弃责任，必须参与对岩画的调查和研究。
首先，对岩画的记录必须做到尽可能的客观、准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这样的记录成为可能。而记录本身就是对岩画保护的手段之一，因为不少岩画由于受到人为和自然的破坏，很快就会消失。
如何进行岩画的研究?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形成了运用考古层位学和考古类型学对岩画进行研究的方法[9]。由于雕刻工具、雕刻技术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岩画在表现形式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用石质工具雕刻的岩画，表现形式粗犷，线条较粗或仅有轮廓而无线条;用金属工具雕刻的岩画，表现形式细腻，线条较细。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岩石上存在着不同表现形式的岩画，这些同一岩石上的不同形式的岩画之间往往还存在着叠压打破关系。基于岩画本身存在的这些特征，将考古类型学和层位学的方法运用于岩画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穷科克岩画A、B型盘羊(摘自王建新 何军锋《穷科克岩画的分类及分期研究》一文)
在研究实践中，我们对岩石上不同形式的岩画，依据叠压打破关系、空间位置关系、岩画的颜色即由岩画雕刻时间的早晚所决定的风化程度等情况，进行了分幅记录和研究。对岩画进行准确的分幅，是进行岩画记录与研究的基础。同一幅岩画是指大致同一时间雕刻的岩画作品，应该具有大体相同的表现形式、大致相近的颜色和雕刻技法、在空间位置上分布比较集中、构成有关联的画面内容等特征。每幅岩画中的单体图像，即一个具体的动物、人物或者物品形象，是进行岩画记录与研究的最小单位。一个单体图像，可以相当于一件遗物;一类岩画图像，可以相当于一类遗物;由岩画单体图像组成的一幅岩画，可以相当于一个遗迹单位;一块岩石上的多幅岩画，可以相当于有相对早晚关系的多个遗迹单位。一个岩画地点不同岩石上的多幅岩画，可以按岩画的表现形式进行分组，再依据层位关系确认各组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
不同表现形式的岩画应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有关。同样，不同形式的墓葬和居住遗迹也应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相关。既然岩画与居住遗迹、墓葬在同一遗址中存在，那么其中必然存在某种形式的岩画与某一类居住遗迹和墓葬的共存关系。我们可以首先分别对岩画、居住遗迹和墓葬进行相对年代的研究，然后再逐步确认不同形式的岩画、居住遗迹和墓葬之间的共存关系。这种共存关系的确认只依靠一个遗址的研究是不行的，必须在一定区域内对多个遗址进行研究，经过反复验证，才能最终确认。当然，我们可以先从岩画、居住遗迹和墓葬的形式都相对单纯的遗址入手，进而去研究那些具有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岩画、居住遗迹和墓葬的文化因素复杂的遗址。
居住遗迹、墓葬和岩画是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的基本要素，我们必须坚持对这三类遗存进行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地揭示古代游牧民族的文化面貌。仅就岩画的年代和文化属性这一难题来说，只要有效地运用考古类型学和层位学的方法，坚持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问题的解决是完全可能的。
居住遗迹和墓葬出土遗物的研究也是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应当注意的是，因为古代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生存地域环境的不同，决定了遗物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也应有所不同。在农业文化分布的区域，陶器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并成为区分和确认考古学文化的重要依据。这是因为陶器在农业区域是大量使用和普遍制作的器物。在游牧文化分布的区域，虽然也使用陶器，但陶器是易碎品，在游牧生活中携带不便，大量使用是不可能的。在牧民的生活中，金属器、木器和皮具等才是大量使用的器物。同时，在游牧文化分布的北方草原地区，普遍制作陶器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区域的地形地貌大多受到不断的风蚀，很难形成土壤的堆积，因而作为陶器制作原料的勃土堆积是有限的。
在东天山地区发现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三种现象值得注意。一是陶器发现的数量较少;二是同一遗址所发现的陶器种类和形式多样，缺乏联系，很难进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三是某些同样形式的陶器，在包括农业区域和游牧区域的广大区域中都有发现。我们认为，这三种现象都与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第一种现象表明游牧民族使用陶器的数量较少，第二种现象表明游牧民族使用的陶器来源是多样的，第三种现象很可能是因为游牧民族把同一产地的陶器带到了不同的区域。一些研究者未能充分注意到这些现象，而将研究农业文化陶器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简单地搬用到对游牧文化的研究中，甚至仅仅根据陶器的发现与分布，就对草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和分布范围做出结论。这种结论的科学性显然是令人怀疑的。
尽管如此，陶器研究仍然是古代游牧文化遗物研究的重要内容。针对游牧文化陶器使用和制作的实际情况，除了对陶器进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外，陶器产地和流通过程的研究，应该成为不可缺少的工作内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明确陶器研究在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研究中的作用与意义。
金属武器、工具、马具和装饰品等在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区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中有普遍发现，成为游牧文化考古研究的重要对象。由于游牧民族的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较大，使游牧文化遗存中的金属器具在相当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存在着相似性和联系性，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金属器具在形式或纹饰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这就需要我们对金属器具的形式和纹饰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和研究。例如动物纹样的金属牌饰，在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区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中有普遍分布。曾经有一些学者将这些动物纹牌饰视为古代斯基泰文化的特征，进而将使用这类牌饰的文化都当作古代斯基泰文化。近年来，通过各国考古学家的研究，大家发现，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动物纹牌饰，其形式和纹饰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特征，它们应该是不同民族的遗存[10]。
除了遗物之外，遗迹也是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的重要对象。与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农业文化区域土木结构的建筑传统不同，沿山分布的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遗址普遍流行石结构的居住遗迹和墓葬，岩画更是雕刻在自然岩石之上。再加上北方草原地区普遍处于风蚀环境，遗迹之上的后期堆积较少，许多遗迹在地表上就可发现。因此，除了对居住遗迹和墓葬进行必要的考古发掘以了解其下部的结构、文化属性和年代外，地表调查可以成为古代游牧文化遗迹研究的主要工作方式。
对古代游牧文化遗迹的调查研究，可以了解不同形式的遗迹及其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的分布情况，也可以了解同一遗址内同一时期文化各类遗迹的分布情况。这样的研究不仅在古代游牧文化的考古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是游牧文化聚落遗址保护研究包括遗址保护规划研究的重要依据。我们在东黑沟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尝试了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研究工作与考古工作同步进行的工作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page]
三
经过8年的野外考古工作，我们在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收获，基本掌握了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的分布规律，并发现了一大批聚落遗址。其中在东天山南北两侧发现的早期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已有5处。这5处遗址分别是东天山北麓巴里坤县境内的岳公台 - 西黑沟遗址群、东黑沟遗址和红山口遗址，以及东天山南麓哈密市境内的鸟拉台遗址和西山遗址。
今天的东天山在汉代文献中被称为“祁连山”、“祁连天山”或“天山 "。“祁连山”是音译的名称，“天山”是意译的名称，而“祁连天山”是音译加意译的名称，都应该是汉代对东天山的称谓。关于这一点，唐代著名学者颜师古在为《汉书·武帝纪》和《汉书·霍去病传》、《汉书·张鸯传》作注时就已明确指出，并且从《史记》、《汉书》本身的记载中也可得到证明[11]。
公元前2世纪以前，古代月氏人和乌孙人的活动中心应在东天山一带，他们的冬季营地应在东天山以南，夏季牧场应在东天山以北，在东天山南北两侧应有他们的冬季和夏季王庭，这也恰好符合关于他们都曾居于“敦煌、祁连间”，的文献记载[12]。公元前161年前的匈奴老上单于时期，匈奴人最终打败了月氏人，大部分月氏人即大月氏被迫西迁，匈奴人占领了这一区域[13]。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西汉王朝为了反击匈奴，多次派军队至东天山地区与匈奴右部作战。文献中即记载了如下几方面的事例。
1
《史记》的《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大宛列传》和《汉书》的《霍去病传》、《张骞传》等文献，都记载了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骠骑将军霍去病曾率军攻打东天山地区的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记：“其(元狩二年)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还记述了武帝对这次作战的评论：“骠骑将军逾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说明当时匈奴酋涂王部的王庭，应该就在东天山一带。《史记·大宛列传》记：“其(元狩二年)明年，骞为卫尉，与李将军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军失亡多;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城)〔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汉书·张骞传》中也有内容基本相同的记述[14]。显然，这里所说的“南山”才是今祁连山，而“祁连山”和“南山”在这段记述中同时出现，足以说明汉祁连山并非今祁连山。
比《史记》略晚的文献《盐铁论·诛秦》中对这件事的记载是：“故先帝兴义兵以征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浑邪率其众以降。”也是说明霍去病此次作战的目的地祁连山是东天山而非今祁连山的重要旁证。
2
《史记》的《匈奴列传》、《李将军列传》和《汉书》的《武帝纪》、《匈奴传》都记载了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攻打匈奴右贤王部至东天山之事。
《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天汉二年秋[15]，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祁连天山……”《史记·匈奴列传》记：“其明年(天汉二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与《史记·李将军列传》的记载略有不同，变“祁连天山”为“天山”，而又明指其位置已“出酒泉”，说明李广利此次作战的目的地祁连天山是东天山而非今祁连山。《汉书》的《武帝纪》、《匈奴传》对此事的记述与《史记·匈奴列传》大致相同。这些记载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当时匈奴右贤王的王庭很可能就在东天山一带。
3
《汉书》的《匈奴传》、《宣帝纪》和《西域传》都记载了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和三年(公元前71年)，汉军与乌孙联合攻打匈奴右部至东天山地区之事。
《汉书·匈奴传》记：“本始二年，汉大发关东轻锐士，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遣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四万余骑，出西河;度辽将军范明友三万余骑，出张掖;前将军韩增三万余骑，出云中;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三万余骑，出酒泉;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三万余骑，出五原：凡五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塞各二千余里。及校尉常惠使护发兵乌孙西域，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与五将军兵凡二十余万众。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是以五将少所得。”“蒲类将军兵当与乌孙合击匈奴蒲类泽，乌孙先期至而去，汉兵不与相及……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骡、真驼七十余万。”《汉书》的《宣帝纪》和《西域传》对此事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16]。汉代的蒲类泽即今巴里坤湖[17]，说明当时的匈奴右谷氢王的王庭就在东天山北麓的今巴里坤草原一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西汉时期汉军在东天山地区与匈奴三次作战的时间都是夏季，说明霍去病攻打的匈奴酋涂王部的王庭、李广利攻打的匈奴右贤王的王庭、常惠和乌孙兵攻打的匈奴右谷蠡王的王庭都应是夏季王庭，这几处王庭都应分布在东天山北麓的巴里坤、伊吾一带。
从文献所记匈奴的历史来看，西汉时期占领了月氏故地的匈奴右部与月氏的活动区域不同，他们只是在夏季前往东天山北麓的巴里坤、伊吾一带的草原上去放牧，冬季则会返回位于蒙古高原的冬季营地定居。
经过西汉后期的匈奴内乱，东汉时期匈奴南北分裂、南匈奴投靠汉王朝，加上鲜卑等民族的兴起，东汉北匈奴活动的区域逐渐西移，东天山地区成为北匈奴活动的中心区域。根据《后汉书》等文献和东汉碑刻的记载，东汉时期汉军多次在东天山地区与北匈奴作战。
1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奉车都尉窦固、骑都尉耿忠率军攻打北匈奴至东天山。
《后汉书·窦融列传》记：“(窦)固、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留吏士屯伊吾卢城。”说明当时北匈奴呼衍王的王庭应在东天山一带。
2
汉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中郎将任尚、长史王辅率军攻打北匈奴单于於除鞬至东天山。
《后汉书·南匈奴传》对此事的记载是：“(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已下众数千人，止蒲类海，遣使款塞[18]。大将军窦宪上书，立於除鞬为北单于，朝廷从之。四年(公元92年)，遣耿夔即授玺缓，赐玉剑四具，羽盖一驷，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如南单于故事。方欲辅归北庭，会窦宪被诛。五年，於除鞬自叛还北，帝遣将兵长史王辅以千余骑与任尚共追，诱将还斩之，破灭其众。”
发现于巴里坤的东汉碑刻《任尚碑》也记载了东汉时期任尚、王辅等于和帝永元五年在蒲类海擒获北匈奴单于於除鞬一事，也说明当时北匈奴的单于庭应该就在东天山以北的巴里坤一带[19]。
3
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军攻打北匈奴呼衍王至东天山[20]，此事在史书中无载，《裴岑纪功碑》的发现填补了史书记载之阙。
东汉碑刻《裴岑纪功碑》于清雍正七年(1725年)在巴里坤县石人子乡石人子村发现，又称《镇海碑》。碑文对此事的记载是：“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21]裴岑碑的发现地石人子村就在已发现的大型聚落遗址东黑沟遗址的附近，说明该遗址很可能就是当时北匈奴呼衍王的王庭所在。
上述古代文献和汉代碑刻资料都表明，在东天山地区发现的一系列早期游牧文化的大中型聚落遗址，应与曾活动于东天山地区的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早期游牧民族的各级统治中心有关。其中的大型聚落遗址应是王庭或单于庭之类最高统治中心的所在地。
在东天山地区已发现的大型聚落遗址中，岳公台 - 西黑沟遗址群和东黑沟遗址所做考古工作较多。
以兰州湾子遗址为中心的岳公台 - 西黑沟遗址群处于巴里坤县城西南的东天山北麓山前缓坡地带，在东起县城正南的岳公台、西达西黑沟延续约5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岳公台、大直沟、弯沟、倪家鄂博、高家鄂博、兰州湾子、双闸鄂博等一系列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遗址，故将其命名为岳公台 - 西黑沟遗址群。遗址群南北宽约3公里，南部已进人天山北麓峰谷之间，北以兰州湾子村为界，面积在10平方公里以上。1983~198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兰州湾子遗址的1座石筑高台遗迹进行了发掘[22]。2002年7~8月，西北大学考古学系对该遗址群进行了地面遗迹调查和测绘，共发现石筑高台3座、石围居住遗迹120余座、石结构墓葬300余座、刻有岩画的岩石1000余块，可以确认是一处古代游牧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23]。在该遗址群发现的岩画，多用石质工具敲凿刻画，造型简单、呆板，表现形式多为静态剪影式和粗线条式。墓葬形式为石结构，不起封堆，平面呈方形、长方形或椭圆形。这类岩画和墓葬在新疆东部和甘肃西北部有广泛的分布，代表了一类古代游牧文化的遗存。
在以岳公台 - 西黑沟遗址群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中，已发掘的有哈密寒气沟墓地[24]、伊吾拜其尔墓地[25]等。从寒气沟、拜其尔等墓地的考古资料看，这类遗存明显表现出公元前1千纪在东天山地区延续发展的传统文化特色，应属于当地的土著文化。同时，寒气沟、拜其尔墓地的资料己表现出明显的游牧文化特征，说明该地区的土著文化当时已转化为游牧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以岳公台 - 西黑沟遗址群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在东天山南北两侧都有分布。在东天山南侧分布的该文化的聚落遗址，既有大量的小型遗址，也有一些大中型遗址。在东天山北坡分布的该文化的聚落遗址只有大中型遗址。
除了以岳公台 - 西黑沟遗址群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之外，在新疆东部到甘肃西北部还存在着另一类文化遗存。这类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是巴里坤东黑沟遗址。东黑沟遗址位于巴里坤县石人子乡石人子村南，西距巴里坤县城23公里。2005年7~9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在哈密地区文物局和巴里坤县文管所的协助下，对该遗址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和测绘。调查发现，在该遗址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3.5公里、面积约8.7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大型石筑高台3座、石围居住遗迹140座、墓葬1666座、刻有岩画的岩石2485块，故确认其为一处规模较大、内涵较丰富、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2006~2007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了石筑高台1座、石围居住遗迹4座、墓葬12座[26]。
已获得的考古资料表明，以东黑沟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岩画多用金属工具雕刻，刻画较细腻，造型生动，表现形式多呈动态剪影式。该类文化遗存的墓葬形式为有圆形石封堆的石结构墓。由于墓坑内葬具和填埋大石块所形成的空间，造成封堆的中部多已下陷。已经发掘的中小型墓葬，墓坑均呈东西向长方形或椭圆形。小型墓的墓坑较浅，葬具多为片状石块垒砌的石棺。中型墓的墓坑较深，多用木葬具。中型墓的墓坑内多有殉马，有的墓旁还有殉牲坑。除了东黑沟遗址之外，已经发掘的该类遗存的遗址还有巴里坤黑沟梁墓地[27]。
从已获得的考古资料看，该类遗存与以岳公台 - 西黑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的特征明显不同，代表了公元前1千纪晚期在东天山地区新出现的一支外来游牧民族的文化。在黑沟梁墓地的墓葬中，发现了两面中原制作的羽状地纹铜镜的残片，可知这类遗存在东天山地区的出现不会早于战国末至西汉初。到目前为止，这类遗存主要发现于东天山以北的巴里坤、伊吾一带，在东天山以南的哈密盆地尚未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黑沟遗址和黑沟梁墓地都发现了在墓葬的封堆下或墓坑内埋葬被肢解的人牲的现象，而且这些人牲也有随身携带的武器、工具和装饰品，有的甚至还有被打碎的陶器。伴随人牲出土的遗物特征表明，他们应属于以岳公台 - 西黑沟遗址群为代表的公元前1千纪在东天山地区延续发展的土著文化。以墓主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和以人牲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在同一遗址的发现，反映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而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又与文献记载的西汉初年匈奴在东天山地区打败月氏并最终占领这一地区的历史惊人地相合。
以岳公台 - 西黑沟遗址群为代表的遗存是否就是月氏文化?以东黑沟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是否就是匈奴文化这仍然需要更多考古资料的证明和检验。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东天山地区最终区分和确认古代月氏文化和匈奴文化的遗存是很有希望的。[page]
注释
[1] 《史记·匈奴列传》。
[2] 《通典·边防典》“边防十六”条下。
[3] a. János Harmatta, Nomadic and Sedentary Life in the Great Steppes-Belt of Eurasia,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Pap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in Naples 9-12 No 199vember 1992, pp. 565-573, edited by Bruno Genito, Napoli, 1994.
b. István Erdélyi, The Settlements of Hsiung-nu,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Pap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in Naples 9-12 No 199vember 1992, pp. 553-565, edited by Bruno Genito, Napoli, 1994.
[4] 《哈密文物志》编撰组《哈密文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5]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马鬃山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
[6] 同[4]。
[7] a.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哈密地区文管会《新疆巴里坤岳公台 - 西黑沟遗址群调查》，《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
b.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哈密地区文物局、巴里坤县文管所《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调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
[8]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2006年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发掘》，《新疆文物》2007年第2期。
[9] a.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尼勒克穷科克岩画调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
b.王建新、何军锋《穷科克岩画的分类及分期研究》，《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
[10] Natal' ja L. Ĉlenova, On the Degree of Similarity between Material Culture Components within the ‘Scythian Worl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Pap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in Naples 9-12 No 199vember 1992, pp. 499-540, edited by Bruno Genito, Napoli, 1994.
[11] 王建新《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的新进展——古代月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见《周秦汉唐研究(第三辑)》，第240-241页，三秦出版社，2004年。
[12] a.《史记·大宛列传》记:“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
b.《汉书·西域传。大月氏》记:“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
[13] a.《史记·大宛列传》记:“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妨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
b.《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十攻破月氏，而老上单十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
[14] 《汉书·张鸯传》记:“是岁(即元狩二年)，骠骑将军破匈奴西边，杀数万人，至祁连山其秋，浑邪土率众降汉，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
[15] 《汉书·武帝纪》所记本次作战的时间是“夏五月”。
[16] a.《汉书·宣帝纪》。
b.《汉书·西域传》。
[17] 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下)》，中华书局，1981年。该书第446-456页对蒲类、蒲类泽、蒲类后国进行了考释。
[18] 《后汉书·耿夔传》也有相似记载:“会北单于弟左鹿蠡王放除鞬自立为单于，众八部二万余人，来居蒲类海上，遣使款塞。”
[19] 同[4]。
[20] 同[4]。
[21] (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中华书局，2005年。
[22] 同[4]。
[23] 同[7]a。
[24]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哈密寒气沟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6年第2期。
[25] 伊吾拜其尔墓地的墓葬亦为地表不起堆的方形石筑墓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与哈密盆地公元前1千纪以来的一些遗址如焉不拉克墓地、寒气沟墓地、艾斯克霞尔墓地的文化因素接近。目前，发掘资料尚未发表，但笔者有机会在哈密博物馆看到了拜其尔墓地的出土遗物，并曾多次对该墓地进行过实地考察。
[26] a.同[7]b。
b.同[8]。
c.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新疆巴里坤县东黑沟遗址2006~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1期。
[27] 该墓地的发掘资料现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哈密博物馆两处，正在整理。笔者有机会亲自查看了这批资料，并协助进行了资料整理。
E N D
微信公众号编者按：本文原载《考古》2009年第1期，页28-37。
封面图选自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新疆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尼勒克穷科克岩画调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页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