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梅村：何稠家族与粟特工艺的东传
发布时间：147788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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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林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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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中国丝绸经中亚大夏(今阿富汗)，向南输入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向西经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波斯(今土库曼斯坦、伊朗)、大秦东境帕尔米拉(今叙利亚)，最后抵达意大利罗马城。意大利庞培古城壁画上绘有身穿丝绸的古罗马女祭司像(图1)，说明公元1世纪长安至罗马之间的丝绸之路全线开通。
图1 庞贝古城壁画上身穿丝绸的女祭司
中亚泽拉夫善河流域的粟特地处欧亚大陆交通枢纽，粟特人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国际贸易活动。东至中国，南至印度，西至波斯﹑拜占廷，东北至蒙古高原。在汉代文献中，粟特最初称“康居”。粟特之名始见于《后汉书·西域传》，谓之“粟弋”。《魏书》开始为粟特立传。《新唐书·西域下》形容粟特人，“习旁行书。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1]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罗布泊西岸西域长史府遗址(楼兰LA古城)发现一枚前凉建兴十八年(330)木简，据研究者考证，此简提到在楼兰从事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的粟特胡，内容涉及前凉西域长史府驻军与粟特人的粮食交易，数量一次多达万石(图2)。[2]
图2 西域长史府遗址出土前凉建兴十八年简牍所记粟特胡
公元3世纪起，拜占庭、波斯纷纷建立了各自丝绸纺织业，与中国争夺国际市场。粟特人不甘心仅仅充当国际丝绸贸易的中间商，至迟在公元5-6世纪就建立了粟特人自己的丝绸纺织业。粟特工匠广泛采纳中国、萨珊波斯和拜占庭艺术图案和西方纬锦纺织技术，后来居上，创造出举世闻名的撒答剌欺织锦(Zandaniji Silk)。[3][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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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稠家族
隋唐时代粟特工艺大师代表首推何稠家族。《隋书·何稠传》记载：“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遇江陵(今湖北荆州)陷，随妥入长安，仕周御饰下士。及高祖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开皇(581-600)初，授都督，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绵锦袍(《北史》作“金线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成，逾所献者，上甚悦。”[4]
何稠为中亚粟特人，原始故乡在昭武九姓何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城西)。巴黎吉美博物馆藏北齐石棺床上刻有粟特人物浮雕像(图3)。粟特是个城邦国家，以康国撒马儿干城(飒秣建，今乌兹别克斯坦阿弗拉西亚甫)为首都。唐代文献谓之“昭武九姓”，而粟特人则称“九姓胡”。粟特城邦主要在乌兹别克斯坦，如安国(捕喝，今布哈拉)、石国(赭时，今塔什干)、史国(佉沙，今撒马儿干南)、何国(屈霜你迦，今撒马儿干西北)、竺(呾密，今铁尔梅茨)等。个别城邦在中亚其他国家，如米国(今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古城)。[5]
图3 巴黎吉美博物馆藏北齐石棺床上粟特人浮雕像
公元3世纪起，拜占庭、波斯相继建立了自己的丝绸纺织业，与中国争夺国际市场。《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国“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海中。”罗马商人从安息(帕提亚，今伊朗和土库曼斯坦)商人手中购得中国素丝后，运到地中海东岸近东纺织业中心，按照罗马人喜爱的图案重新织造和染色，然后行销罗马帝国各地。梁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记载：“龟兹王为造金师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令什升而说法”。大秦乃中国史书对东罗马(拜占庭)的称谓，那么，公元4世纪大秦锦就传入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龟兹王国。[6]
何稠叔叔何妥为南北朝时代丝绸之路上粟特巨商。《北史·儒林下》记载：“何妥，字栖风，西城(“域”之误)人也。父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今成都市西北郊)。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7] 所谓“主知金帛”，研究者有不同理解，我们认为当指何妥之父为梁武陵王打造中亚风格的金器和织造中亚风格的丝绸。大英博物馆藏有南北朝时期粟特银碗，底部有嚈哒王浮雕头像(图4)。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粟特狮纹银碗(图5)与之相似。俄罗斯考古学家马尔沙克(Boris Marshak)认为，两者皆为粟特艺术品。[8] 我们怀疑，此类金银器和粟特巨商何妥密切相关。
图4 大英博物馆藏粟特银碗
图5 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粟特银碗
《南史·梁武陵王纪传》记载：梁武陵王“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巂，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梁武陵王名萧纪(508-553)，乃梁武帝第八子，天监十三年(514)封武陵郡王。资陵，《新唐书·波斯传》作“疾陵城”，法国汉学家沙畹谓此城为伊朗东部锡斯坦首府Zereng。[9] 由此可知，公元6世纪初波斯至四川之间的丝绸之路全线贯通。
青海都兰出土过一件拜占庭风格的红地簇四云珠日神锦，平纹经锦，织有“昌”和“吉”字(图6)。主题图案与阿富汗巴米扬大佛窟顶图案(图7)相同，表现西方太阳神，年代约在南北朝时期。何妥父子当为梁武陵王从中亚招来的粟特商人。这件织锦当即何妥或其他粟特工匠为南梁王室织造的西方风格的织锦，后来传入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吐谷浑王国。
图6、7 青海都兰出土红地簇四云珠日神锦(左)、巴米扬大佛窟顶太阳神像[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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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蹀躞带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窖藏遗址发现一批唐代窖藏金银器，其中不乏粟特和突厥风格的金银器。在这个唐代窖藏内共发现10付白玉蹀躞带。其中一件金玉蹀躞带，微泛青色，通体光素。整套带銙由附环方銙九、柿蒂纹方銙二、有孔尖拱形銙三、偏心孔环八枚及圆首矩形銙、玉带扣、圆首矩形䤩尾各一枚，总计25件组。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出土10付蹀躞玉带以前认为属于唐代之物，不过，近年有学者考证，只有带墨书题记的9付蹀躞玉带是唐代之物，无墨书的九环金玉蹀躞带(图8)以前在北周墓中发现过，实乃传世品。[10]
图8 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出土九环金玉蹀躞带
蹀躞带本是北方游牧民族为适应骑马需要而发明的，魏晋以来对中国腰带的演变影响巨大。关于北方游牧人的蹀躞带，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蹀躞，如马之鞧根，即今之带銙也。[11]
北周宣政元年(578)若干云墓、隋大业六年(610)姬威墓皆发现蹀躞带。其中，北周若干云墓为八环金玉蹀躞带(图9)。[12]
图9 北周若干云墓出土八环金白玉蹀躞带
2014年夏，我们在莫斯科俄罗斯国立历史博物馆考察时，见到一组九环镶金玻璃蹀躞带(图10)，年代在公元4-8世纪。这组镶金玻璃蹀躞带出自吉尔吉斯斯坦阿尔金·阿沙尔4号墓地(Altyn Asar Cemetery 4)。该墓地还发现两件火祆教祭坛，与萨珊波斯银币上火祆教祭坛如出一辙(图11)。
图10 俄罗斯国立历史博物馆藏粟特风格的镶金玻璃蹀躞带
图11 俄罗斯国立历史博物馆藏粟特火祆教祭坛
历史上，吉尔吉斯斯坦曾经是粟特人重要聚集地，那么，阿尔金·阿沙尔4号墓地当为粟特人墓地。隋唐时代，许多粟特人从吉尔吉斯坦斯坦移民中国内地。据考证，唐代大诗人李白家乡碎叶城就在吉尔吉斯坦的阿克贝希姆古城，后来迁居四川。[13]
何稠家族亦为从中亚迁居四川的粟特人。《隋书·何稠传》提到何稠“父通，善斫玉”，那么，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九环金玉蹀躞带，很可能是何通或其他粟特工匠模仿粟特镶金玻璃蹀躞带制作的。
2013年，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在扬州召开扬州曹庄隋唐墓葬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10余位专家一致确认，扬州曹庄隋唐墓葬为隋炀帝墓，是隋炀帝杨广与萧后最后埋葬之地。我们感兴趣的是，隋炀帝墓随葬了一套十三环金玉蹀躞带(图12)。[14]
图12 隋炀帝墓出土十三环金玉蹀躞带
《隋书·何稠传》记载：“大业初，炀帝将幸扬州，谓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业，服章文物，阙略犹多。卿可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送至江都(今扬州)也。’稠于是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薄、百官仪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今扬州)。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 [15] 由此可知，何稠不仅为隋朝皇室制作御衣，而且“百官仪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那么，隋炀帝墓出土的十三环金玉蹀躞带很可能是何稠为隋炀帝监造的。[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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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珠纹天王狩狮锦
日本飞鸟时代多次派使臣来华通好，许多隋朝文物还被来华访问的日本使臣和遣隋使带回日本。隋开皇二十年(600)，有沙门数十人来隋朝学佛法。隋大业三年(607)，大和推古天皇派遣隋使小野妹子向隋炀帝递交国书，然而其中“日没天子”一语过于傲慢，引得隋炀帝勃然大怒。次年小野妹子再次使隋，国书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以缓和双方关系。隋炀帝在608年派裴世清回访日。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和四年两度派朱宽前往流求(今琉球或台湾)，务求“慰抚”该国，但流求不从。隋大业六年(610)又派陈棱、张镇州率兵万人前往攻打流求，击杀其主欢斯渴刺兜，俘男女数千人而去。在隋军征战期间，流求人曾经到隋军当中，进行贸易活动。[16]
许多中国文物就在隋代大批传人日本。法隆寺和正仓院收藏了大批中国古丝绸，如正仓院藏联珠纹天王狩狮锦(图13)。长期以来，这件异域风格的织锦一直被学界当做唐代之物。不过，此锦图案的马腿系飘带，与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棺飞马浮雕(图14)相同，制作年代当在隋代。[17] 耐人寻味的是，此锦织有汉文“吉”字，织造水平高于萨珊波斯飞马锦，有可能出自负责隋代宫廷织造的粟特工匠何稠之手。
图13 正仓院藏联珠纹天王狩狮锦
图14 太原隋代虞弘石棺墓飞马浮雕
法隆寺藏也藏有一件四天王狩狮纹锦，原物长250厘米、宽134.5厘米。经线S捻，原为红地，因年久褪色，现呈浅茶色(图15)。此锦呈长方形，绫地，锦面以联珠纹为架构，大型的联珠团窼，共20珠和4个回纹。窼径达43厘米，横三纵五。团窼之间以四角的唐草纹、忍冬纹相连接。团窼中心为一“生命之树”，树下两侧各有一位武士骑在翼马上，反身相向，正张弓搭箭准备射向扑来的狮子，与萨珊波斯银盘猎狮图相似。整个画面充满动感和张力。从团窼架构(树下左右对称联珠纹)，武士、翼马、狮子形象等方面看，此锦具有浓郁的波斯特色。[18]
图15 法隆寺藏四天王猎狮纹锦
这件织锦传为圣德太子之物，但是不见《法隆寺伽蓝缘起并留记资材帐》，直到镰仓时代《太子传私记》网封藏中，才见到“四天王欤，文锦一丈许，赤地”的记载。据日本学者太田英藏研究，这件织锦可能是第七次遣唐使河内鲸在天智八年至十年(669-671)从中国带回的，当时唐朝与新罗联军在前一年一起攻打高句丽，这件四天王狩狮纹锦可能是唐朝政府的国礼。[19] 不过，此锦马腿系飘带，与隋代虞弘墓石棺飞马浮雕相同，制作年代亦在隋代，而隋代仿制波斯锦的著名人物正是粟特工艺大师何稠。
综合全文的讨论，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公元6世纪初，在梁武陵王的大力推动下，四川至波斯疾陵城的丝绸之路全线贯通;李白祖先、何稠家族就在这个时期从中亚粟特迁入四川。第二，许多粟特工匠为南朝梁王室制作金银器和西方风格的丝绸，如华盛顿弗利尔美术和大英博物馆藏粟特金银器、青海都兰出土的拜占庭风格的织锦;第三，隋朝建立后，何稠开始主持隋皇室工程设计和工艺制作，隋炀帝墓出土十三环金玉蹀躞带、日本正仓院、法隆寺藏四天王狩狮纹锦残片，很可能是何稠为隋皇室监造的蹀躞带和织锦。[page]
【注释】
[1]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6244页。
[2] 胡平生《楼兰出土文书释丛》，《文物》1991年第8期，41-42页。
[3] D.G. Shepherd and W.B. Henning, “Zandaniji identified?”, Festschrift fur Ernst Kiihnel, ed. by R. Ettinghausen, Berlin, I959, pp. 21-29;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93-95页。
[4] 《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1596页。
[5] 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49-54页;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6] 林梅村《龟兹织锦考》，赵丰主编《丝绸之路：艺术与生活》，香港：香港艺纱堂/服饰出版，2007年，110-112页。
[7] 《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2753页。
[8] Boris Marshak, “A Sogdian Silver Bowl in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rs Orientalis, Vol. XXIX, 1999;Boris Marshak and M. G. Kramarovsky, “A Silver Bowl in the Walters Art Gallery, Baltimore (Thirteenth Century Silversmiths' Work in Asia Minor)”, Iran, vol. 31, 1993, pp. 119-126.
[9] 冯承钧编，陆峻岭等增订《西域地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07-108页。
[10] 刘思哲《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九环玉带制作时代考》，《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4期，95-99页。
[11] [宋]沈括《梦溪笔谈》，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711页。
[1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北周珍贵文物──北周墓葬发掘报告》，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13] 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5期，70-82页;后收入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9页。
[14] 龚菲《文物局认定扬州曹庄隋炀帝墓为真》，《东方早报》2013年11月17日版。
[15] 《隋书》，1596页。
[16] [日]藤家礼之助著，张俊彦、卞立强译《日中交流二千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70-86页。
[1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42页，图27。
[18] 赵丰《唐系翼马纬锦与何稠仿制波斯锦》，《文物》2010年第2期，71-83页。
[19] [日]太田英藏《犀丹纹锦について》，川岛织物文化出版局编《太田英藏染织史著作集》下卷，东京，1986年，107-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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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编者记：
本文为2014年8月13日至14日在银川举办的第二届丝绸之路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的会议论文，后正式刊印于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229-236页。本文图号与原文略有不同，引用请以原文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