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水城:一日受教,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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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周刊》|0
   
作者:
李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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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受教,终身受益

李水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宿白先生与作者在一起(1998年5月)

  2018年2月1日,收到宿白先生女儿宿志丕清晨发来的微信:“今天五点多我父亲过世。”虽说先生已近期颐高寿,但这还是太突然了。接下来几天,我想起先生在治学、做人的诸多往事。

  宿白先生1922年出生于辽宁沈阳,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是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1957年,他参与发掘并执笔撰写的报告《白沙宋墓》出版,成为新中国考古报告的奠基之作,至今在学界仍颇有影响。此后,从校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到出版《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他以考古学方法对石窟进行科学记录与研究,成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开创者。

  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1980年春,先生给我们77、78级开设“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课,这是他的看家课,内容极为丰富。每次课前他都在黑板上写满密密麻麻的文献,还不时绘有线图。先生正经学过绘画,笔走龙蛇,极为潇洒,学生们可是压力山大,就算手头快的,有时也跟不上他的速度。一次,他又写满了一黑板文献书目,我们叫苦不迭,这么多书怎么看得完?先生则说,没让你们看完,但你至少把书借出来,翻翻,有个印象,将来或许用得上。

  这门课的作业很重,除了参观博物馆绘制典型器物,中期时,每人还要根据他所讲的绘出唐代陶俑的分期演变图,内容包括文武官员、侍女、天王力士、镇墓兽、塔式罐等。规定哪天交,我必须要按时收齐作业送到他家里。那年《文物》发表了发现“嘎仙洞”的报告,这与鲜卑族的起源和南迁等重大学术问题有关,先生要求每人写一篇读书报告。他认真审阅,凡人云亦云者均低分,凡有不同看法、提出问题者均高分。那一代学者就是这样,鼓励学生学会独立思考、举一反三,充分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优良传统。总之,上过他的课,会终身受益。

77、78级部分学生春节期间看望宿白先生(左一为徐光冀先生)

  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是出了名的,不仅在校时如此,出了校门依旧。1997年,贵阳考古汇报会后,他和徐苹芳、黄景略想去看看四川华蓥新发掘的南宋资政大学士、少师丞相安丙的家族墓。文物局让我陪同,我们乘夜车赶到重庆,再转汽车,那时没高速路,四川派了辆中巴,车况也不好,整整一天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辛苦之至。傍晚赶到华蓥,简单吃了晚饭,宿先生就要听汇报。不料发掘人竟忘带了墓地平面图,先生为此大为光火,发了脾气。我劝先生息怒,先生则说,因为他是北大毕业的,更要严格要求。直到翌日到现场,看到挖掘工作不错,先生才露出笑脸。他在现场不停地记录绘画,顺便还给我讲了墓地的风水特点。《华蓥安丙墓》后来也是在先生不断催促、关注之下出版的。

  先生对学生要求是出了名的严,对自己的要求则更加严格。严文明曾提起,1982年,先生应露丝基金会之邀赴美讲学,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耗在了图书馆,硬是用蝇头小楷抄录了整整两大本的善本书,字迹之工整,可直接影印出版。还有一次,张政烺、宿白、严文明等人一同受邀访问台湾,会后安排去风景名胜参观。唯独宿先生哪儿都不去,还是去图书馆抄录善本书。

  我留系任教后,多次听先生说,每位教员都应该能讲通论,面不能太窄了,至少先秦与历史时期两段分别都要通。为此,他率先和严文明先生一同开设了“考古学通论”(上、下)。遗憾的是,如今通论这门课还有,但能上的人太少了。

  先生对教员与古董商和“收藏家”打交道的现象深恶痛绝。我曾见他非常严肃地对学生说,要么在北大当教书匠,要么出去经商,二者不可兼得。

  先生是藏传佛教考古大家,曾在1959年和1988年两次入藏,调查期间留下大量文字、数据、绘图与照片,成为研究藏传佛教的重要材料。他的代表作之一《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不仅记述了西藏地区的寺院建筑、佛教文书,而且对甘肃、青海、内蒙古以及内地部分地区的藏传佛教遗迹进行了考察研究,开创了中国藏传佛教考古的先河。

  2013年,我计划组队去西藏考察,事先想做点功课,不知从何入手,遂去讨教。他给我详细讲述了国内外藏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还问我看过《青史》没有,我说连书都没见过。他说,送你一本吧,我觉得不合适,怎么能拿先生的书。他告诉我,早年藏学研究的书很不好买,便特意在拉萨留了个眼线帮助他买书,若是在北京碰到了也买,有些就买重了,这本就是。随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这本书可不好读,要想了解藏学,必须下功夫才能读懂。

  那些年我开始涉足“盐业考古”,取得了一些成果,得到先生很高的评价。去西藏的目的就是想顺便看看芒康盐田及保护的情况。此前,这处珍贵的民族遗产险遭灭顶之灾。2009年,我主持“中国早期盐业文明与展示”的指南针项目,陕西考古院张建林副院长负责芒康盐田的调查。其间他获悉,有关方面准备在澜沧江修建电站,坝址建在云南,蓄水后将淹没整个芒康盐田。得知此事,我去找先生报告并商量对策,先生立即给时任国家文物局长的单霁翔写信,并提出一系列保护性建议。其要点如下:

  鉴于芒康盐田在历史、文化、文物、景观、自然、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的重要性及潜在的巨大遗产价值,特别是作为一部存活的历史,在世界上都极罕见。因此无论如何都该将其保护下来。尽管会有阻力,为此也更需要想办法,尽快制定和提出政策性的保护方案和具体措施。

  为此我建议:

  1)可否利用正在进行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机会,将这处遗产直接列入国宝单位(以往曾有过类似案例)。

  2)在保护基础上尽快考虑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候选名录,同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应组织和利用现有媒体进行宣传,扩大影响。

  最终,这处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宿白先生的倡议下被破格提升为第七批国宝,同时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最后想就先生留下的几件憾事多说两句。其一是他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多卷本中国考古学”未能完成,这是一个多人参加的集体项目,尽管原因很复杂,先生也非常的不情愿,但最后只能按照规定退项。其次是先生担任主编的《中国陶瓷史》编写已历时逾十年,至今还有很多作者尚未结稿,在此真诚地希望参加编写的撰稿人能以务实的态度,完成各自的写作,争取这部书能早日出版,这才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先生之德,学界景仰;

  先生之学术精神,共三光之永光!

  编者按:此文经李水城先生同意通过“丝绸之路考古”微信公众平台推送。原文发表于《财新周刊》2018年2月10日。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钱雨琨

  出品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投稿邮箱:feiwen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