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锁：骷髅与骷髅杯

发布时间：

1511139082

   

来源：

兰州大学出版社|0

   

作者：

刘文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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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锁

(中山大学)

　　1. 人牲的青铜雕像

　　西南边地云南晋宁石寨山，上个世纪从一座西汉时期的墓地里，出土了一批青铜雕像。在两组铸造在贮贝器盖上的画面里，各表现了杀戮与献祭的场景，血腥而神秘，透着一股蛮野的气息。

　　著名的人祭场面的贮贝器盖，在两座墓葬(M1，M20)里各随葬了一件。其中，出土于一号墓(M1)的场面铸造得更细节，它由下面几个标志性的铸像组成：

　　(1)祭场中央的立柱和人牲

　　在工匠利用圆形器盖的形体铸造的祭场中央，是两根并排竖立的柱，其中一根上盘绕着蟒，柱顶上有蹲兽(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根立柱是雕柱)，旁边是三个被捆缚或戴枷的裸人。在另一根柱上捆缚着另一人。1

　　(2)乘肩舆的人

　　在立柱的一侧铸造了一位乘坐在肩舆上的人，似乎是位妇人，铸造成绕柱巡行的情状。这位人物是整组雕像的核心，可能是祭仪的主持者。

　　(3)铜鼓

　　与两根并排的立柱处在同一方向上，在器盖的边缘，铸造出两件大型的铜鼓。过去的解释里，认为这两件铜鼓是被祭祀的对象(所谓“杀人祭铜鼓贮贝器”)。但我们也应考虑到，在祭仪中铜鼓也是用作法器;那么，在这场人祭中，献祭的对象也许就不是铜鼓，而是另有所指。

　　(4)参与祭祀者

　　围绕着中央立柱的周围，工匠又铸造了几十位参与祭祀者，一种主要的形象是跪在地上，身前有一个盆状的容器，这些与祭者的双手置于容器上。这种形象，表现的是在制作食物之类，可能是祭祀中要准备的食品。因为在铸像里还有一猪一犬，我们可以解释作是另外两种献祭的牺牲(动物类)，在祭祀后由与祭者分享。2

石寨山M1出土“杀人祭铜鼓”贮贝器

　　在更为复杂的定名为“诅盟”场面的贮贝器盖上，也有被缚在立柱上的人。所以，这种特别人物的身份，因为不是孤例，而且出现于特定的场景(祭祀)中，称之为“人牲”似也可以成立。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在结盟的仪式中是要举行祭祀的。

　　在这批青铜雕像中，有一件引人瞩目者，是从一座墓葬(M13)里出土的贮贝器盖，上面的铸像表现的是征战的杀伐场景。以一位戴一种较高的尖顶帽的骑士为主，周围是厮杀的士卒及倒伏于地的敌人。在武士所骑的马的颈部皮带上，挂着一个人面具。3骑士的高尖帽的顶子向后摆着，他的这种帽式，与分别从伊犁新源县鱼塘古墓、巩留县出土的青铜武士雕像，及阿勒泰征集的一件玉雕，形制上有相似处，但后者的帽尖却都是向前摆的式样。4

石寨山出土贮贝器盖上的骑士

　　这件雕像令人费解之处，是马颈上悬挂的人面具，似乎是一种起威慑和保护作用的符。但这种人面具，令人联想到了希罗多德所记录的希腊北方黑海地带的斯基泰人(Scythian)，他们有一种剥敌手的头皮的习俗，而且将头皮挂在马具上，或者制成了手帕保存，甚至缝纫了穿在身上。5希罗多德的这个记录，美国阿尔泰学家塞诺也早注意过了。6看上去，在石寨山青铜雕像所表现的马颈上悬人面具的做法与斯基泰人的习俗之间，似有着相通之处。不过，我们这里可引述的各种中国材料，尤其是汉文的史料和考古资料，所揭示的问题要较单纯内亚的材料丰富一些。其年代上溯到了铜石并用时代，而且直至中古的文献里，关于骷髅、骷髅杯等巫术和人祭的遗风，也不断地被记录下来。

新疆出土的尖顶帽雕像

　　如今我们的生活里，这种习俗已仿佛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解读这组青铜雕像表现的画面，脑海里浮想着《史记·大宛列传》记录的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7及《汉书·匈奴传》所载元帝初年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结盟的故事：

　　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8

　　这种野蛮习俗的饮器——“骷髅杯”(skull-cup)，早年就受到内亚史学者的瞩目。9在历史民族志和近代民族志里，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而且因为考古的发现，实物的资料也层层积累，逐渐引申出一个更具广泛性的问题：内亚的辽阔大地上，在漫长的时间里，以骷髅的祭祀和巫术等为表征的人祭的习俗，深入到了众多民族的内心世界。即使如号称文化先进的华夏族，在古老的时期，也曾奉行过这种巫术和习俗(此时我们也许想起了西门豹治邺的故事)。

　　与人祭有关的各种要素里，骷髅杯是后世发展出来的一种祭器，来源于更具古老性的骷髅的巫术;此外如剥头皮以及将人体像动物类的祭牲(牛、马、猪、羊等)那样分食的习俗，即谈之令人色变的“食人肉”，今天来看都已是不可思议、莫明其妙的奇谈。我们与古人之间似乎存在心灵的隔膜。在那些实物的证据面前，当年那些将鲜活的历史生活铸成了青铜像的人，他们也不曾留下文字，在采用这种独特方式来记录其历史之时，恐怕也不会有多少历史的自觉，想要为后世留下点什么。在千百年浸淫成习的文字史癖下，的确，看着这一尊尊的铜像，我无言以对。

　　我看石寨山的青铜，内心有难言的感受。在那些冰冷的金属上，我们触摸到的也只是古人暂时的脉动。它表达的也不是一部另类的历史，因为关于人祭的历史记录比比皆是，不仅仅是内陆欧亚的范围;在时间上的跨度也特别得广，自史前时代延续至近代。所以，从这些青铜雕像上，可以引申出的关于古代人祭的问题，也只是一幅幅的时断时续的片段。我们把这些画面大致按时间顺序编缀起来，看它们能合成一部什么样的历史?

　　2. 中国上古时代的骷髅杯、剥头皮与人肉祭

　　(1)河北邯郸涧沟遗址的骷髅杯

　　河北省邯郸涧沟遗址的两座半地穴式房址里，经过发掘发现了在房屋中央各放置的三具人头盖骨，都是两件完整一件残破，据认为是有意的安排。房址的年代属后岗二期文化早期。所有的头骨都是从眉弓经颞骨到枕后砍下，从斧痕上看，是先从后脑部砍起的(斧痕最多且有砍偏的痕迹，牺牲的挣扎迹象)，然后顺次把头盖切下。其中，一座房址摆放的三具骷髅，骨壁厚而粗糙，可能是中青年男子;另一座摆放的三具骨壁较薄，额部较高而平光，有的骨缝尚未完全密合，可能是年青人，头骨上面有切割的刀痕，可能是剥头皮的痕迹。10

　　(2)殷商的骷髅

　　殷商以人祭著称于史，其资料也特别得丰富。如在商王和贵族的墓葬里殉葬奴隶等，是以人的整体作为祭品，所献祭的对象是墓主人。也有如安阳后冈的埋葬人牲的祭祀坑，将头骨或躯体的一部分等埋葬。此外，甲骨文中有用敌人头骨祭祀的记录，其中有一些卜辞也刻写于人的头骨片上，可能是祭祀后刻写上去的。11近年在殷墟的新发现中，曾于一件青铜甗里，发现了两具放在一起的头骨，似乎被蒸煮过。可能是献祭的骷髅。

　　郑州商城遗址(商代早期)的宫殿区，经发掘发现了一条壕沟里堆积着近百具头盖骨，其中八十多具层迭为两大堆。这些头盖骨也是从眉弓到耳际上端横截锯开的，12其技术与涧沟遗址发现的类似。这种切割头骨的技术，可能是后世老上单于制作的月氏王骷髅杯的滥觞，至中古时期的若干记录里，在切割的头骨缘边，还镶嵌了金、银或铜。

　　上古骷髅和骷髅杯的用途，从出土情况看，是用来摆放在祭坛上或者于祭祀后埋葬(如郑州商城宫殿区壕沟里埋葬的骷髅)。而在此情境下，骷髅本身也有可能是被祭祀的对象。所以，我们不宜称之为祭祀时用作为法器的“饮器”。但是这种骷髅之来自敌人，可能是个史实。

　　考古发现之外，先秦文献里关于骷髅杯、人肉祭的骇人听闻的记录也有若干，其中也有将骷髅杯用作饮器的例子，如《史记·刺客列传》记赵襄子灭智伯漆其头为饮器的故事：

　　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13

　　对这条记载，各家注疏众说纷纭，有“虎子”、“椑榼”(盛酒器)、“亵器”、“溲杅”等说。唐人张守节作“正义”引刘云之说：

　　酒器也，每宾会设之，示恨深也。14

　　根据一些历史民族志来看，这个看法是较为恰如其分的：赵襄子因为怨恨智伯，把他的骷髅漆了以为饮器，在宴会时摆设出来，——这使人想起希罗多德笔下斯基泰人的骷髅杯，也是将痛恨的敌人(尤其是敌酋)杀戮后，将其头骨切割、制作成容器。智伯之骷髅杯，可以说是与斯基泰惟妙惟肖的中国版本;15而汉时月氏王的骷髅杯，则又是内亚的另一个版本。

　　宋玉的《招魂》里，说南方有人祭的风俗：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而祀，以其骨为醢些。16

　　人肉与骨，都捣碎了用作祭祀，固然是“雕题黑齿”(额部刺纹，牙齿涂黑)的南族之蛮俗，所以是魂所不可以归宿的地方。《后汉书·南蛮传序》说交阯的西方有吃人国(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17万震《南州异物志》记录广州之南、交州之北的乌浒人的一个习俗，也与早年前的宋玉的说法相似：

　　(乌浒)恒出道间伺候行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贪其财货，并以其肉为肴葅，又取其髑髅破之以饮酒。以人掌趾为珍异，以食长老。18

　　此系虏获行旅的异方人作为牺牲的方法，是获得人牲的途径之一种;但据后世民族志里的记录来看，似乎不是常用的方法，而更常用的是所谓的到敌对部族里去“猎头”(head-hunting)。民族志里记录的中南半岛和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区的“猎头”习俗就是如此。这种野蛮习俗，固然是文明世界所鄙视和惊诧的;但我们根据发现的资料可以推测，上古的铜石并用时代和商周时代，也曾实行过这种习俗;而所谓的“猎头”蛮俗，也不是令文明民族闻之色变的所谓“生番”的嗜血爱好，是为了祭祀所用的特种祭品。

　　3. 古代欧亚草原的骷髅杯与剥头皮

　　骷髅杯似乎特别盛行于内陆欧亚草原地区，如我们习知的伊塞顿人(Issedonian)、斯基泰人和匈奴人、月氏人，19通过希罗多德《历史》和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我们已知其某些规则，但难详其细节性的内容。在《史记》和《汉书》的记载里，都特别且反复地提到月氏王骷髅杯的事迹，20暗示了司马迁和班固对此异俗的惊异程度。希罗多德关于斯基泰人等一些民族剥头皮和用头盖作饮器的记载较《大宛列传》详细许多，在描述上也绘声绘色得多，为便于分析更多的资料(包括实物)，下面作一个引录。

　　第四卷第64章，记斯基泰人饮敌人的血、剥头皮、指甲等：

　　至于战争，他们的习惯是这样的。斯奇提亚人饮他在战场上杀死的第一人的血。他把在战争中杀死的所有的人的首级带到他的国王那里去，因为如果他把首级带去，他便可以分到一份卤获物，否则就不能得到。他沿着两个耳朵在头上割一个圈，然后揪着头皮把头盖摇出来。随后他再用牛肋骨把头肉刮掉并用手把头皮揉软，用它当作手巾来保存，把它吊在他自己所骑的马的马勒上以为夸示;凡是有最多这种头皮制成的手巾的人，便被认为是最勇武的人物。许多斯奇提亚人把这些头皮象牧羊人的皮衣那样地缝合在一起，当作外衣穿。许多人还从他们的敌人尸体的右手上剥下皮、指甲等等，用来蒙复他们的箭筒。看来人皮是既厚又有光泽的，可以说，在一切的皮子里它是最白最光泽的皮子。还有许多人从人的全身把皮剥下来，用木架子撑着到处把它带在马背上。

　　第四卷第65章，记斯基泰人割敌人的首级制作骷髅杯：

　　至于首级本身，他们并不是完全这样处理，而只是对他们所最痛恨的敌人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把首级眉毛以下的各部锯去并把剩下的部分弄干净。如果这个人是一个穷人，那么他只是把外部包上生牛皮来使用;但如果他是个富人，则外面包上牛皮之后，里面还要镀上金，再把它当做杯子来使用。一个人也用他自己的族人的头来做这样的杯子，但这必须是与他不合的族人并且是他在国王面前打死的族人。但如果他所敬重的客人来访的时候，他便用这些头来款待他，并告诉客人，他的这些死去的族人怎样曾向他挑战，又被他打败;他们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他们的勇武。

　　第四卷第26章，记与斯基泰人有种族关系的伊塞顿人(伊赛多涅斯人)食酋长父亲的肉，及将其骷髅装饰了当作圣物供奉、祭奠：

　　据说伊赛多涅斯人有这样的一种风俗。当一个人的父亲死去的时候，他们所有最近的亲族便把羊带来，他们在杀羊献神并切下它们的肉之后，更把他们主人的死去的父亲的肉也切下来与羊肉混在一起供大家食用。至于死者的头，则他们把它的皮剥光，擦净之后镀上金;他们把它当作圣物来保存，每年都要对之举行盛大的祭典。

　　第四卷第103章，记与斯基泰为邻的陶利卡人的人祭及悬挂骷髅(首级)的巫术：

　　在这些人当中，陶利卡人有这样的风俗习惯。所有遭到难船的人(引者案：即“凶死”者)和他们在海上打劫时所劫到的任何希腊人，他们把这些人都作为牺牲献给少女神。方式是这样：在举行了牺牲奉献的预备仪式之后，他们便用一根木棍殴打作为牺牲的人的头。……他们对之奉献牺牲的这个女神据陶利卡人自己说是阿伽美姆农的女儿伊披盖涅娅。对于他们所征服的敌人，他们每个人都割掉他的敌人的头并把它带回自己的家，在那里他把它插到一个长竿子上，高高地树立在房屋上，一般比烟囱还要高。他们说，这些人头高高地放到那里是用来守望全宅的。陶利卡人是仰仗着打劫和战争为生的。

　　第四卷第106章，记昂多罗帕哥伊人食人肉：

　　昂多罗帕哥伊人是全人类当中生活方式最野蛮的民族。他们不知道任何正义，也不遵守任何法律。他们是游牧民族，穿着和斯奇提亚人一样的衣服，但讲的话却是他们自己的。在所有这些民族当中，只有他们是以人为食的。21

　　像远东的南方定居民族历史家的司马迁一样，希罗多德对于这些奇风异俗的描述，充满惊诧和鄙视的意味。我们今天来看，如果只有他们当年的记录，恐怕这些内亚早期游牧民的嗜血习性就成为历史的定论了。在看待这些史料时，因为现在有了丰富的民族志以及考古资料的佐证，一部内亚人祭和巫术的历史似乎也昭然若揭。不过，对这些史料我们仍然保持怀疑，因为里面有微秒的笔触值得分析。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曾记赫连勃勃与秃发傉檀的阳武之战，赫连勃勃得胜后将斩杀的傉檀的大将十余人的头骨堆积在一起，“以为京观，号‘骷髅台’”。在后来的进军长安之战，大败东晋刘裕之子义真后，“积人头以为京观”(景观)。22即将敌方将士的骷髅摆放在一起。史乘于此的记载极简单，书之于史以示赫连勃勃的残暴。我们可以猜测或许这是战胜者的示威，也类似中古时期的悬首级;但据古代内亚等地出现过的祭奠敌人(尤其是勇士和酋长)骷髅的习俗，匈奴族的赫连勃勃的这种敌将的“骷髅台”，也许是沿袭自内亚的遗风。史乘无载，不知是否将骷髅堆积后举行过祭奠，以安抚那些亡灵。

　　内亚的柔然(蠕蠕)族也有将敌酋杀戮后以其头骨为饮器的习俗。《魏书·高车传》：

　　肃宗初，弥俄突与蠕蠕主丑奴战败被禽，丑奴系其两脚于驽马之上，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其部众悉入嚈哒。23

　　即将敌酋的头骨切割了制成骷髅杯，并上漆处理(可能是为了储存和起装饰效果)。

　　公元1253-1255年出使蒙古的鲁布鲁克，曾在其行纪里记录了吐蕃人(Tebec)是“吃父母的部族”，“他们仍然用他们父母的头盖制作精美的杯子，所以每逢用这种杯子喝酒时，他们在欢乐中不忘父母”。24这与后世民族志的一些记录较为接近，而且其教理与一些学者的所谓的骷髅巫术相通。25似乎也可以得到解释。在《新唐书·吐蕃传》里，曾记载了吐蕃赞普举行重大的祭祀时，使用人作为牺牲。26我们知道在藏族中，后世的宁玛宗曾使用头盖制作的骷髅杯作为祭器等，这可能是吐蕃根本信仰的苯教之遗风。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曾展出过一批从藏区收集的清代骷髅杯，形制与在新疆博乐市征集到的一件清代镶银头盖骨(骷髅杯)相同。27大约从上古以来的此类骷髅杯，形制上都大同小异，差别在于镶嵌等装饰上。

新疆博乐征集的骷髅杯(《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237页)

　　《多桑蒙古史》叙述铁木真与王罕之战，王罕败走，“为乃蛮守边将二人所杀，以首献乃蛮王。乃蛮王见此老人被害，甚怒。乃保存其首，以银嵌之”。28这是一种情形，因王罕的威望，乃蛮王出于敬意，将其骷髅保存下来以作供奉。

　　《明史·李应祥传》记：“嘉靖初，之垣祖轮以指挥讨茹儿贼，被杀，漆其头为饮器。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以还葬焉。”29及《明史·危素传》记：“先是，至元间，西僧嗣古妙高欲燬宋会稽诸陵。夏人杨辇真珈为江南总摄，悉掘徽宗以下诸陵，攫取金宝，裒帝后遗骨，瘗于杭之故宫，筑浮屠其上，名曰镇南，以示厌胜，又截理宗颅骨为饮器。真珈败，其资皆籍于官，颅骨亦入宣政院，以赐所谓帝师者。素在翰林时，宴见，备言始末。帝叹息良久，命北平守将购得颅骨于西僧汝纳所，谕有司厝于高坐寺西北。”30在史乘笔下都是蕃人的习俗。

　　除了这些文字的记录，在如今积累的内亚考古资料里，已发现了数量可观的骷髅和骷髅杯的实物。举例来说，如在西伯利亚地区托木斯克早年曾出土过骷髅杯;另在著名的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骷髅上，保存有剥头皮的痕迹。31这种资料与中国上古的例子有相似之处，可以看成是相似的习俗在不同地区的表现。

　　地处内亚的新疆考古资料里，关于骷髅的发现也有一些，如下述的例子：

　　(1)1950年代黄文弼在库车哈拉墩遗址(在龟兹故城遗址内)，从较早期地层中发掘出骨器及其原料，其中有骷髅。32这个资料可惜未被重视，也未做详细的记录。

　　(2)西天山伊犁河谷的察布查尔县索敦布拉克墓地，一座墓(甲M1)的墓室底部中央位置，安葬了一具青年男子的头盖，头向南，面向西，自眉骨以下部位被斫去，头盖下是一块扁平的青石。33

　　(3)伊犁河谷尼勒克县加勒格斯哈音特墓地，在经过发掘的墓葬中，发现了两座墓葬(M196、M172)的墓主头盖骨被切割后取走。在这座墓地里，还发现了在个别头骨上有环绕切割的迹象，似乎是剥头皮的痕迹。34在另外两座墓葬(M1、M6)里，女墓主的骷髅也被取走。35

　　(4)伊犁河谷特克斯县恰甫其海A区XV号墓地，在一座墓葬(M46)中仅埋葬了三具摆放成等边三角形的头骨。36这种葬式可能与迁葬头骨的葬俗有关系，例如在天山地带发现的那种将头骨迁入安葬的例子，但在骷髅的摆放上则取集中堆放的形式，且有的还在旁边集中堆放其尸身。在中天山南麓的察吾乎沟墓地，这样的例子有几种形式：

　　一号墓地M204袝葬墓F2，葬9具儿童头骨，无尸身。37

　　二号墓地M13，系合葬21人的二次葬，逝者都是身首异处，而头骨集中于墓室西部。另一座的M10袝葬儿童墓，上层葬4具婴幼儿残头骨，系迁葬于此，与底部一次葬之儿童合葬。38

　　(5)北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过去曾征集到一具骷髅杯，是将人头骨自眉骨以上部位截取，并在口沿部位镶以银边。这是一件典型的骷髅杯，其年代被推断为清代(图119)。39

　　在各种迁葬的资料中，骷髅是特别受到重视的。吐鲁番盆地鄯善县的洋海墓地，也保存了一些单独安葬骷髅的例子。40在年代较察吾乎沟墓地为早的罗布泊地区小河墓地(约前1650-前1450年)，有用骷髅安装在木制的身体上的例子(M34)。41虽然我们可以猜测该墓主人的尸体被这样处置，可能有特殊的原因，例如迁葬或者所谓的“残肢葬”，但试想在这种安葬尸体的方式中骷髅所扮演的角色，一定有着特别的意义，与上述各墓地发现的单独或者集中安葬头骨的葬俗间，有着一定的联系。42

　　在新疆发现的墓葬资料中，也有另外一种处置头骨的方式，即将头骨涂红或者钻孔。前者见于中天山腹地的阿拉沟墓地(M30，墓主为一青年女子)，除了头骨外，她的肋骨也有涂红的迹象，而且头骨上面还有一个直径0.5厘米的锐利钻孔。43头骨钻孔的实例发现较多，如在鄯善洋海墓地发掘到的例子(二号墓地M2042)，44及察吾呼沟四号墓地、45开都河南岸墓地、46且末县扎洪鲁克墓地(89QZM1)，等。47关于头骨的涂红，较为明确地具有信仰的成分;而头骨的钻孔这一方式，过去曾有医术和巫术等说。48如我们考虑到关于骷髅的各种资料，则墓葬中发现的单独安葬头骨以及在头骨上加以特别处置的方式，都与古代内亚等地的人祭和骷髅祭祀有着某种的联系。但我们也须注意，这类资料的考古发现毕竟是少量。

新疆和静察吾乎沟墓地的钻孔骷髅

　　4. 中国中古时期的骷髅与漆首级记录

　　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里，保存有不少关于骷髅和骷髅杯(头盖骨“饮器”)的记录。因为骷髅与死亡联系在一起，便成为文学的一种题材。汉张衡、晋吕安都有《髑髅赋》;49曹魏曹子建的《髑髅说》，描叙他人生失意、浪迹江湖间，与一具骷髅的对话：

　　曹子游乎陂塘之滨，步乎蓁秽之薮，萧条潜虚，经幽践阻。顾见髑骸，块然独居。于是伏轼而问之曰：“子将结缨首剑殉国乎?将被坚执锐毙三军乎?将婴兹固疾命陨倾乎?将寿终数极归幽冥乎?”叩遗骸而叹息，哀白骨之无灵;慕严周之适楚，倘讬梦以适情。50

　　因为骷髅具有死亡的意象，所以子建借了这个特别的题材，以抒生命的寂寥!

　　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还有关于骷髅的方剂，即将人髑髅同大豆炒研和以它药，据云可以治疗秃疮。51这付方子的药理，恐怕也与古代关于骷髅的巫术有关。

　　中古盛行的取首级习俗，或许与上古的骷髅巫术有关联，尤其是敌人将领或统帅之首级。这类记载数不胜数，且有“传首京师”、悬诸阙上的惯习(如汉昭帝时遣傅介子刺楼兰王，传首北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示威，但如与献生俘于祖庙的法式综合考虑，人祭的古风的意味就很浓厚。如唐代仍有这种礼俗，一次重大战役取胜后，便是举行凯旋仪式以及展示俘虏、首级和其它战利品于太庙之南门，这地方也是举行饮酒仪式和册勋的场所。52虎牢关之战的结局，就是将俘获的敌军首领王世充、窦建德以及隋朝统治者的乘舆和其它御物，一一陈列于太庙。这场在太庙举行的仪式以饮酒仪式(“饮至”)和册勋为结束。53三日后，窦建德在长安的市场上被斩首。54像这类做法里也都包含着古代献俘的法式，是一种遗习。

　　关于中古处置首级的法式，也不仅仅是用来对待敌手，即使己方的重要人物的首级也有做如是处置的例子。如漆首级藏武库的习俗，中古的史乘里不乏记录。55

　　骷髅、骷髅杯是古代人祭和人体巫术的遗习，围绕着对肉体死亡的认知，古人在对待尸体的观念和方式上，便以巫术为信仰，相信灵魂和能量是可以传感和转接的。56在人体中，头颅是特别有意义的部分，所以在人死后其骷髅被特别地尊奉。根据一些资料我们可以推论：骷髅杯是从骷髅巫术里衍伸出来的。在古代内亚，这一习俗似乎特别的源远流长。我们可以相信，冒顿单于的月氏王骷髅杯，是更古老的内亚人体巫术和人祭的遗风，代表着古代匈奴人的信仰的一个方面。

　　在关于骷髅、骷髅杯的古代和近代民族志记录里，所获得的骷髅和骷髅杯，一般都是来自敌对的部族。57这使人猜测：关于获取敌人的能量的说教，可能是祭司或巫师、萨满们编造出来的，目的是增强部民杀伐、战争、掠夺的驱动力。人类野蛮的习性不仅仅是这种骷髅的信仰，有更多的方面是被包裹在“文明”的外衣下，在世道上大行其是的。

　　注释：

　　1祭场中央竖立的幡或木柱，是核心的标志物，所谓“图腾柱”、“华表”，都是与之相关的设施。从史书的记录上看，东夷的朝鲜族中就曾盛行过这种祭祀。《三国志·魏书·东夷传附韩传》：“信鬼神，国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诸国各有别邑。名之为苏涂。立大木，县铃鼓，事鬼神。”(《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第852页)此处所说的“大木”是指专门加工的比较高的木柱，上面悬挂的铃、鼓之类是祭祀时的法乐。

　　2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图版48、53、57，第39、43、47页。

　　3《云南青铜器》，图版36、40，第30、33页。

　　4参见祁小山、王博编著《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9、254-255页。

　　5王以铸译《希罗多德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89-290页。

　　6《内亚的剥头皮习俗》，[美]丹尼斯·塞诺著、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78-385页。

　　7《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61-3162页。

　　8《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第3801页。

　　9参见余太山先生的注释，氏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90-391页;《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3、53页。

　　10严文明《涧沟的头盖杯和剥头皮风俗》，《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7-340页。

　　11陈梦家著《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327页。

　　12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商城遗址内发现商代夯土台基和奴隶头骨》，《文物》1974年第9期。

　　13《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2519页。

　　14《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2519页。

　　15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敌人首级之保存》里，认为赵襄子的做法，是因为赵地接近北亚，所以染上了北族的这一习俗。参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的《陈书札记》，293-295页。

　　16(梁)萧统编，海荣、秦克标校《文选》卷三十三下《骚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66页。

　　17《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序》，第2834页。

　　18万震《南州异物志》，转引自《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李贤等注，第2834-2835页。

　　19余太山先生据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的记载，推测月氏人也可能实行过同样的习俗。参见前揭氏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390-391页;《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第2-3、53页。

　　20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里三次提到了此事(第3157、3161-3162页);班固《汉书·匈奴传》里也详细记录了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结盟时按匈奴的礼俗举行的缔结盟约的仪式：以可能是匈奴圣山的诺水东山为祭场，以欧亚游牧民崇尚的白马为祭牲，以祭祀时用的法器径路刀金留犁挠酒(类似搅动马乳制酒的传统技术，此处是作饮料类祭品)，以匈奴的祖先老上单于获得的月氏王骷髅杯作饮器。在奉行血盟的法式中，或许是将结盟的双方代表的血滴入酒中，然后各自喝下去。这种血盟的习俗在汉人里也奉行过。它的传奇色彩大过了史实的成分。关于匈奴的祭祀，参见江上波夫《匈奴的祭祀》，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6页。

　　21王以铸译《希罗多德历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75、289-290、305、307页。

　　22《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第3203-3204页。

　　23《魏书》卷一百三《高车传》，第2311页。

　　24耿昇、何高济译《鲁布鲁克行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53页。

　　25弗雷泽在《金枝》里搜罗了大量的骷髅和骷髅杯的民族志资料，例如死亡了的国王的骷髅被制作成所谓的“饮器”(骷髅杯)，人们使用它的教理，是因为相信从中可以获得灵感(inspiration)或者逝者的素质(qualities)。参见Sir James George Frazer, Golden Br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Part III The Dying God, pp.200-202; Part IV Adonis, Attis, Osiris, pp.169-172, etc., Third Edition,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1.

　　26《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上《吐蕃传上》，第6070页：“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闾为牲。”

　　272005年我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目睹了这批奇异的藏品，藏语里称作“嘎巴拉”，其数量蔚为壮观。一般的形制都是相同的，即将头盖骨切割修整后，在缘边镶嵌金属，并在内壁采用镶嵌银、铜丝或雕刻的技艺作画(佛陀、大黑天、双龙，等)。有的还镶嵌以绿松石、珊瑚等物，有的还带底座和盖，甚至有仿制的铜“嘎巴拉”，鎏金，带银盖。

　　28[瑞典]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7页。另见冯承钧先生为《马可波罗行纪》加的译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

　　29《明史》卷二百四十七《李应祥传》，第6397页。

　　30《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列传一·危素》，第7316页。

　　31Rudenko, S.I., Der zweite Kurgan von Pazyryk. Berlin 1951, pp.81-85.

　　32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考古》1959年第2期。

　　33常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察布查尔县索敦布拉克古墓葬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34周小明《新疆尼勒克县加勒格斯哈音特和铁木里克沟口墓地考古发掘成果简述》，《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

　　35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物局《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特山北麓墓葬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6年第3-4期。

　　3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学系《特克斯县恰甫其海A区XV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5年第4期。

　　3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博物馆《和静县察吾乎沟一号墓地》，《新疆文物》1992年第4期。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等《和静县察吾呼沟口二号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6期。

　　39《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237页，图⑨。

　　40如二号墓地的M2052、M2205，等。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考古新收获——鄯善县洋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

　　4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罗布泊小河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7年第1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2003年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0期。

　　42这种情况在欧洲也有遗存。梅瑞菲尔德(Ralph Merrifield)根据在Walbrook发掘的情况(公元1世纪)，认为单独堆放的骷髅(有的无下颌骨)是一种献祭的供品，这是凯尔特人(Celtic)的传统，并延续到了罗马不列颠时期(Roman Britain)。参见Ralph Merrifield, The Archaeology of Ritual and Magic, B.T.Batsford Ltd London, 1987, p.27-29。

　　43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44前揭《吐鲁番考古新收获——鄯善县洋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鄯善县洋海二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

　　45新疆考古研究所、和静县文化馆《和静察吾呼沟四号墓地1987年度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88年第4期。

　　46周金玲《开都河南岸石围墓葬的发掘及相关问题》，《西域研究》2000年第3期。

　　47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且末县扎洪鲁克古墓葬1989年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92年第2期。

　　48参见刘学堂《新疆史前头骨穿孔习俗试析》，《西域研究》1999年第1期。

　　49(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十四《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8-359页。

　　50《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24页。

　　51(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校点本)第一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第337页。

　　52(唐)萧嵩等撰《大唐开元礼》卷八十三、八十八《军礼》，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99-403、417—419页;《新唐书》卷十六，第385页。制定于公元730年代的《大唐开元礼》中，也包含有一个在社里陈列俘虏和战利品的礼仪(卷八十七)。不过，唐代早期的凯旋礼仅只在太庙举行。参见王溥撰《唐会要》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320页。

　　53《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第5922页;《唐会要》卷十四《献俘》，第320页。

　　54《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第12页。

　　55参见周一良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的《陈书札记》，有《敌人首级之保存》一条(第293-295页)。

　　56林耀华先生在主编的《原始社会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中，谈及“原始宗教”的死人崇拜，说：“对尸体的处理方法很多，总括起来不外两种，一种是把尸体销毁，一种是保存起来。在早期，人们把尸体吃掉，或者随便抛弃。”(第409-411页)

　　57近代民族志参见：[英]詹·乔·弗雷泽(J.G.Frazer)著、徐育新等译《金枝》，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18、321-323页;[英]海顿(A.C.Haddon)著、吕一舟译《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Head-Hunters: Black, White and Brown)，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51页;[美]乔治·彼得·穆达克著、童恩正译《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成都：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0年7月，第9、13页;[苏联]Г.М.瓦西列维奇著，郭燕顺、孙运来译《埃文基人》，《民族译文集》第一辑，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苏联研究室，1983年6月，第58-98页;策·达木丁苏隆《蒙古文抄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47-448页。

　　编者按：本文原载刘文锁《丝绸之路——内陆欧亚考古与历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281-295。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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