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达生
内容提要：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是我国最早发现的西夏泥活字版印本，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我国最早发现的西夏木活字版印本。本文通过对它们的详细考证，阐述了它们的特点及西夏活字版印本的价值。
宋代是我国印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南北两宋刻书之多、规模之大、流通之广、版印之精，为前世所未有，印刷精美的“宋版书”至今为人们所称道，成为国之珍宝。
在宋朝印刷技术的影响下，西夏不仅发展了自己的雕版印刷，在其后期，还创制了自己的活字印刷。史载，北宋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创制了木活字，但至今未发现可以确认的宋元时期的汉文活字版印本。令人欣慰的是90年代以来，西夏故地的宁夏，首先发现了西夏的木活字版西夏文佛经，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元代发明木活字的说法，使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从元代提早到宋代；接着，人们又在甘肃出土的西夏文献中和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中，相继发现了西夏文泥活字版和木活字版印本。这些重大发现，填补了早期活字印刷的空白，对研究我国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和印刷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夏泥活字
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是我国最早发现的西夏泥活字版印本。该经1987年5月出土于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寺遗址。经折装，总54面，书品高28厘米、宽12厘米，每面7行，每行17个字。据孙寿岭先生多年研究认为，该经经文第2行是西夏仁宗尊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憞睦懿恭”题款；与此经共出的还有“西夏乾定申年(公元1224年)乾定酉年(公元1225年)乾定戊年(公元1226年)的其他契约和记账单等”，说明该经为西夏后期印本。又认为该经字形大小不等，字体肥瘦不同，笔画粗细不一；印墨有轻有重，经背透墨深浅不一；有的字放置歪斜，造成印墨半深半浅；有的行格不正，行距宽窄也不一致；并认为：“有的字明显有断边”现象，是因为泥字“易掉边角”造成的，因此认为是泥活字版印本①。
西夏泥活字版印本《维摩诘所说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人藏的黑水城西夏文献中也有发现。据史金波先生研究，该经有5卷之多，都是经折装，上下单栏，有两种版本：一种书品高27.5～28.2厘米，宽11.5～11.8厘米，版面高21.6～21.7厘米，每面7行，每行17字，存上卷51面、中卷两册，总177面。另一种书品略大，高28.7厘米，宽11.8厘米，版面22.1厘米，存中、下各一卷，总105面。其中两卷也有西夏仁宗尊号题款。史先生认为此经与武威所出“版幅相近，行款一致，字体相同，具有相同的形制和特点，无疑它们应是同一种活字印本”②。
英国人格林斯蒂德1973年在印度出版的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全书把西夏藏版式分为15类，其中第9类为“西夏时代及其后的活字本”。日本西田龙雄先生独具慧眼，认为此经为《维摩诘所说经》，并说它“印制粗劣”，“可能是泥活字印刷”，但将它定为“西夏灭亡后所作”。史金波先生认为此经是俄藏“《维摩诘所说经》的一部分”，“也应是西夏时期作品，不应是西夏灭亡后所作”③。史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
二、西夏木活字
(一)《本续》及其版本特点
中国最早发现的西夏木活字版印本，是1991年8月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简称《本续》)。
《本续》计有9册，约10万字，白麻纸精印，蝴蝶装；有封皮、扉页，封皮上贴有经名标签；书品高30.5厘米，宽19.3厘米；正文四界子母栏，上下高20.5厘米，左右宽31.6厘米；版心宽1.2厘米，无鱼尾，上段为经名简称，下段为页码；经文每半面10行，每行22行。文字工整秀丽，版面疏朗明快，纸质平滑，墨色清新，是中国古代的优秀版本之一。
9册《本续》的正文，最多的37页，最少的17页。从经名的不同，知此经包括四部分内容：一是《本续》本身，存卷三、卷四、卷五，计3册；二是《要文》，全称是《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要文一卷》，计1册；三是《广义文》，全称是《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广义文下半》，计1册；四是《解补》，全称是《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解生喜解补第×》，存完本第一、第五，残本第二、第三，计4册④。
有9册之多的《本续》，是考古中极为少见的重要发现，自然成为研究重点，主要放在断代和价值上，而对版本特点及其价值，研究得更为深入，并取得可喜的成果⑤。
根据经名和题款，知《本续》是由梵文译成藏文，又由藏文译成西夏文的，是藏传佛教的密宗经典；《本续》及《要文》、《广义文》、《解补》等成龙配套，反映了藏密经典的构成特点。在现存海内外的数千卷西夏文佛经中，尚未见是经，知其为海内外孤本。《本续》为西夏学、佛学、藏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出土《本续》的方塔，建于西夏惠宗大安二年(公元1075年)；与《本续》同时出土的有纪年的文物最晚仁宗乾祐十一年(公1180年)汉文发原文，未见有西夏之后的文物从文物的共存关系推断，《本续》当为12世纪下半叶的印本。据《贤者喜宴》、《萨迦世系史》等藏文文献，知西夏仁宗时期(公元1140～1193年)，是藏传佛教向西夏传播最为重要最为活跃的时期，曾有吐蕃高僧应仁宗之邀，到西夏讲授密法，组织翻译藏文佛经而受到重视，被尊奉为上师。而现在所知有纪年的西夏印本，十之八九是仁宗时期的，仁宗时期是西夏印刷最繁荣的时期，《本续》可能也是仁宗时期的印本。
《本续》有很多活字版本的特点。有的反映在墨色上，如墨色浓淡不匀，纸背透墨深浅有差；有的反映在字形上，如字形大小不一，笔画有粗有细，字体风格也有差异。《本续》的活字特点在版式上反映得最为集中，最为丰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找到它是木活字版印本的依据。
1.版框栏纬，多不衔接。从版式栏线上看，版框栏线四角不衔接，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也不衔接，都留下大小不等的缺口。栏线四角不衔接，为活字本常见的特点之一，但页页都是如此，则为其他活字本所少见。此外，有的上下栏线从版心处断开成为左在两段；有的上下栏线超越左右栏线，向版框外长出一段。这两种现象，似为其他活字本所未见。
2.版面设计，随意改变。个别页面版心行线漏排，如《本续》卷四第5页，既无版心，当然也无经名简称和页码数字。又如《本续》卷五最后一页，为了节省一页纸，将所剩两行挤上，省去版心不说，还打破每半页10行的规格，多加了一行，成为11行，使版面显得格外拥挤。有的经卷，打破版面设计格式，将左侧栏线移在经页中间文字之后，如《要文》最后一页；有的干脆省去左侧栏线，使页面后半成为空白，如《广义文》、《解补》第一、第二、第五诸卷的最后一页。这种随意省去和移动栏线，随意加行的现象，在已知的其他活字版印本中未见过，在雕版印本中当然更不会有。只有活字印刷才可能这样做，这是《本续》所特有的现象。
3.页码、经名用字混乱。页码用字，有的是汉字，有的是夏字；有的是阳文，有的是阴文；有的字号大，有的字号小；还有的两位数码，或是阴阳合用，或是汉夏合文；用此用彼，全无定规，随意性很大。经名简称用字，如《本续》卷五，有的是“续五”，有的是“五”，都是西夏文的，个别页还有用汉字的。经名简称和页码数字，错排、漏排也比较严重，有十几处之多，最典型的如《本续》卷五第33页，竟将页码“廿七”，误排在经名处，而且字还是倒置的。这种页码用字无定规、经名用字混乱的现象，未见出现在其他活字本中，当然更不会出现在雕版印本中。似乎也是《本续》所特有的。
4.倒字较多，还有错字。倒字、卧字在活字本中并不多见，不是每部活字本所必有的。然而，如果出现一个，则必作为活字最主要的依据。如曾被认为是宋活字而实为明活字的《毛诗·唐风·山有枢》篇内，“自”字横排，成为卧字；明版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卷四第4页“駜字倒置，成为倒字。而《本续》的倒字，已发现的竟有8处9个字，分布在《本续》卷五、《要文》、《广义文》和《解补》第一诸卷中，其中“二”字3个，“四”字3个，“廾”字2个，“七”字1个。我们注意到，西夏文中没有倒字，这是因其笔画繁复，排字时不易看错；而汉文“二”、“四”、“廾”等字，倒正形近，稍不经心，便会排错。还有，《解补》第5页码“十七”中的“七”字，第二笔竖折，竟向左边折去，这只能是刻活字的刻工误刻之故。
5.隔行“竹片”印痕，是定《本续》为木活字版印本的主要依据。所谓隔行“竹片”印痕，是指字行间长短不一，墨色深浅有差的线条。这种线条在三卷《本续》中较为突出，半数页面上都有，卷四共37页，有这种线条的竟达26页。《本续》三卷半数内容为七字一句的韵文，韵文上下留有数字的空白区，线条多出现在空白处，而挤得满满的字行间则极少。这是木活字特有的隔行“竹片”印痕。
在宋代，只有泥活字和木活字，金属活字印刷一般认为尚未开始。所以说它“特有”，仅是指与泥活字相较而言。《梦溪笔谈》所载毕昇泥活字排版技艺，是“以一铁范(是按版面大小制成的铁质版框，用以排字)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无隔行之工序，当然不会有隔行之物在印刷时留下印痕。与毕昇的泥活字排版技艺不同，王祯木活字的排版技艺，则有“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的工序。《本续》页面上的这些线条，就是隔行“竹片”处理不当，稍有突起留下的痕迹。这种现象，在近代的铅字印刷品中亦可看到，如果隔行的铅条夹不好，也会在字行间留下印痕。这是定《本续》为木活字版印本最主要的依据。
有的明清活字本界格行线时有时无，很不清晰，字行间也会出现类似线条。但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线条：一是界格行线印刷不清，一是并无界格行线，只是隔行竹片处理不当留下的印痕，二者不应混为一谈。何以证明它不是界格行线，而是竹片印痕?前面谈到，这种线条在韵文上下空白处较为突出，而文字密布的字行间极少。这是因为面积较大的空白处，无突起的字相隔，纸面更容易接触到处理不好的隔行之物而留下印痕。但是，也并不是所有面积较大的空白处都有这种印痕的。这说明如果排版得当，隔行之物不会翘起，是不会留下印痕的。反过来说，如果是界格行线的话，这种线条在面积较大的空白处只会印得更为清晰，而不会毫无痕迹。
再者，与木活字相比，泥活字笔画稍显钝拙，略呈板滞，边缘不够整齐，有断笔、缺笔现象。《本续》笔画流畅，笔锋犀利，印刷质量较好，当属木活字之列。
《本续》在版式上还有些其他印本所无的特有的现象：如为了省工，将两个笔画简单的字刻在一个字丁上，如页码“廿七”，刻成“
”，页码“十四”刻成“
”等，形成上下两字连笔甚或相交现象。又如因为填补空白的空丁长短不一，造成横列文字上下参差，不能成行。这些现象，与上述页码用字无定规，书名简称用字混乱，版式随意改变等，都是早期活字不够成熟、不够规范的反映。对研究早期活字版印本，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续》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在1993年11月举行的“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1996年11月，文化部组织专家在北京鉴定确认：《本续》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它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为这一成果，1997年6月，笔者荣获新闻出版署印刷业最高奖“毕昇奖”。
(二)俄藏木活字版印本
西夏木活字版印本，在国外也有发现。1981年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在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中，发现西夏文《三代相照言文集》和《德行集》为“活字本”，但未“进行足够深入的发掘”⑥1993年，史金波先生也发现上述两本及西夏文《大乘百法明镜集》为木活字版印本，并作了进一步的研究⑦。
西夏文《三代相照言文集》，为僧人道慧及其尊友慧照所作，是佛教禅宗著作。蝴蝶装，首尾俱全，总41页82面。书品高24厘米、宽15.5厘米；正文四界子母栏，高17厘米、宽11.5厘米；每面6行，每行17字。版心白口，内有西夏文页码，唯最后40、41页码“四”字为汉文，“十”和“十一”用西夏文。该经栏线交角处有缺口，墨色浓淡不匀，字形优美，印制精良，证明其为木活字版印本。
《三代相照言文集》发愿文有“清信发愿者节亲主慧照”题款。“节亲主”有亲王之意，是西夏皇族嵬名氏特有的称谓。这项题款表明《文集》为西夏印本。
特别要提到的是发愿文中还有“活字新印者陈集金”题款。它是最新发现的最早的有关“活字”印本的文字资料。它的价值不仅是说明《文集》为“活字”印本，更重要的是以文字的形式说明西夏宋代确有木活字印刷。这是有关早期活字印刷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
《大乘百法明镜集》卷九，也是一本佛教著作。经折装，前残，卷尾有经名。书品高28.3厘米，纸幅横长50.3厘米，每幅4面，残留10幅，总40面；上下单栏，栏距24.7厘米。每面8行，每行23字。是经印工欠佳，但有墨色浓淡不匀字体肥瘦有差、字位歪斜、字行不正等现象，证明其为活字本。
《德行集》，曹乐道译自汉文，汉文原著佚名，是论述统治者德行的世俗著作。蝴蝶装，四周单栏，全书26页，前有序文，首尾俱全。每面7行，每行14字；版心白口，上段为书名简称“行”字，下段为页码，有的为夏文，有的为汉文，无一定之规。从序文和题款，知此书刊印于桓宗天庆年间(公元1194～1206年)。“印校发起者(是)番大学院学正、学士、节亲文高”，也即具有学正、学士职衔的西夏皇族嵬名文高发起刊印该书的。
该书文字点画到位，劲峭有力，印刷质量较好。兼之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相接，留有缺口；字形大小不一，有的字字位歪斜；有的字边缘有印痕;有的页面版心书名简称漏排;等等。这些现象都说明其为木活字。
三、西夏活字版印本的价值
上述西夏活字版印本，是本世纪印刷史上的重大发现，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本续》在上述诸印本中，具有更多的早期活字版印本的特点和性格，研究得也比较深透。现以《本续》为主，将其价值略陈如下：
第一，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版印本实物。本世纪以来，中国唐宋时期的印刷品有很多重大的发现，如唐代的有《妙法莲华经》(存日本)、《陀罗尼经咒》(存中国西安)、《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存韩国)、《金刚经》(存英国)等，五代的有《宝箧印陀罗尼经》，辽代的有《契丹藏》，金代的有《赵城藏》，但这些都是雕版印刷品，而无一能认定为活字印本的。西夏不仅有数量可观的雕版印刷品及珍贵的西夏文雕版实物，还有如上所述活字版印本。由于其数量稀少，似乎更具有研究价值，和文物、文献价值。
第二，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的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按照权威论著中的说法，泥活字是北宋毕昇发明的，木活字是元代王祯所“首创”所“发明”的。而在浩如烟海的汉文古籍中，在已知的海内外所藏的“二千多种”活字印本中⑧，迄今尚未发现宋元时代的木活字版印本。有鉴于此，《本续》的发现与研究成果，不仅是发现了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而且意味着木活字发明和使用的时间，比传统的说法提早了一个朝代(大约提早了一个多世纪)，意味着中国和世界印刷史的相应部分需要改写。
第三，丰富了版本学的内容。如前所说，先贤们对活字本的鉴定，做了很多工作，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但由于海内外所藏汉文古籍中，没有宋元活字印本，先贤们总结出来的活字本特点，只能是明清活字本的特点。《本续》及其他印本第一次向我们展示了活字发明当时的活字印本的真容，对早期活字本的了解、认识和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提供了研究古代活字印刷技艺的最新资料。《本续》等不是印刷工具部件，而是古代印刷工具运作的产物。《本续》9册约10万字，如是足本，字数可能再翻一二倍。且不说组织译经将《本续》从藏文译成西夏文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和完善的组织；单说印刷，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一定的场地、设备，一定数量的技工人员，一定的资金投入和预设的工艺流程，也是不可想象的。《本续》的发现，说明西夏不仅有雕版印刷的能力，而且有活字印刷的能力，并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说明王祯《造活字印书法》所载活字的造字、贮字(以韵排字，上架备用)、排字、印刷等工艺流程，是在宋代就已存在；说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的技术，早在西夏、宋代就已出现。
第五，是活字印刷技术向西方传播的重要实物依据。据研究，西方的活字印刷，是德国的约翰·谷腾堡在公元1450年前后创制的，而中国毕昇发明泥活字，是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西方的活字印刷，是在中国活字印刷的影响下出现的，比中国晚了整整4个世纪。西夏与两宋相始终，西夏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十分注意吸收包括印刷术在内的中原文化的营养，以发展自己。现藏于国内外的以印本为主的数千卷(册)西夏文文献，就是最好的说明。毕昇发明泥活字和活字印刷技术在宋代发展的时期，正是西夏独占河西走廊的时候。西夏的存在，不能不给东西方贸易和中原文化向西方的传播造成强烈影响。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了近千枚被认为是“1300年左右”的回鹘文木活字⑨，说明地处西夏西部的回鹘，在西夏之后也使用了木活字。《本续》的发现，使我们有理由推断，在活字印刷技艺由中国向西方传播的过程中，西夏起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
第六，是中国古代各族人民相互学习、相互渗透、共同进步的历史见证。《本续》将西夏文化(西夏字)、吐蕃文化(藏密经典)和中原文化(印刷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也有一定的作用。
四、西夏活字印刷之余绪——元代活字印刷
西夏之后，在元明两代，都刻印过西夏文佛经。特别是元代，其板刻的规模之大，印刷的数量之多，都相当可观，另外，还有西夏文活字印刷。据载，元世祖忽必烈曾下令宣政院雕刊河西字(即西夏文)“大藏经板”；他们几经周折，至成宗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在“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等⑩，并分别于成宗、武宗和仁宗三朝，先后5次，印经190藏，总计687800卷，散施于党项人聚居的宁夏、永昌、沙州等地寺院，“永远流通供养”⑪。这是一次元朝政府组织的、党项高僧参与的大规模的印经活动，反映了元朝政府对佛教的重视，以及河西地区党项人宗教活动的状况。对研究元代的刻书印刷事业也有重要意义。
在本世纪发现的大量的西夏文佛经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河西字大藏经。如1917年在宁夏灵武发现的现藏北京图书馆的17种西夏文佛经，基本上都是元刻本，多有明确印施纪年，最晚的是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的。元刻本继承了西夏的传统，是西夏文化的延伸。主要反映在：河西藏是在经过“修整”西夏旧藏、“校有译无”、增补所缺的基础上，重新刻版印制的⑫；它与西夏旧藏经折装刻本，在版式、墨色、文字上大体一致，很难区分彼此。但元代刻本又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它与西夏零散的没有千字文函号的刻本不同，是由元朝政府组织整藏刻印的，和汉文大藏经一样，在每卷经名下有千字文函号，如北京图书馆所藏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的函号译文是“号”字，《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的函号译文是“遗”字，《悲华经》的函号译文是“岁”字等。
元代西夏文佛经，不仅有雕版印本，还发现了十分重要的木活字版印本——八十卷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如前述在目前尚未发现宋元时期木活字版印本的情况下，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它是现存元代唯一的木活字版印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藏经华严部最重要的经典，也是较早被译为汉文的一部佛经。从东晋至唐，先后有六十卷本、八十卷本、四十卷本3种。夏文《华严》是1917年在灵武发现的西夏文佛经之一，据经名题款，知其译自唐代著名译家唐于阗三藏实难叉陀的八十卷本。现知大部分为北图收藏，宁夏、甘肃、日本有关部门和个人也有零星收藏，合各家所藏，总计66卷，加上复本近80卷。该经为经折装，上下双栏，书品31.6厘来，宽12.2厘米，封面为厚纸板黄罗装裱，保存良好。经函标签贴于封皮中部，每卷都有千字文编号，但不是汉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而是另编新字，综合各家说法，八函函号西夏文译字是：“解首生铁，出源河谷” ⑬。
关于该经是木活字印本的问题，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初，西夏学家罗福苌先生便独具慧眼，认为是“活字印本”。1958年，日本小川环树教授认为是“木活字本”。7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王静如、张思温、史金波、黄润华先生等，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一致认为是木活字印本，主要依据是：印本有墨色浓淡不匀、字体大小不等、笔画粗细不一的现象。更主要的是有挖补重印、捺印补字的情况：前者是将若干错字挖去，然后贴上新纸，再将正确的字捺印上去；后者是将使用频率较高或是计划不周造成的缺字预留空格，待全张印好后，再将缺字捺印补上。“雕版印刷的写版人，是不会在刻版上留下空格，待印好后再捺印补上的。这种捺印补字现象，为夏文《华严》是木活字版印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⑭
这里顺便提一句，明代前期仍有刻印西夏文佛经的活动。故宫博物院所藏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刻本一卷，是党项大族于明孝宗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刻印的，便是证明⑮。但其刻印规模及数量与元代官方大批刻印西夏文佛经，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更无活字印本。随着党项族的消亡，此后不仅再未见有关西夏文字的印经活动，连昔日盛行于西夏和元代河西地区的西夏文字，也成了无人可识的死文字。
注释：
①孙寿岭：《西夏泥活字版佛经》，《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3版)。
②③⑦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
④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文物》1994年第9期。
⑤牛达生：《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中国印刷》1994年第2期；《人类印刷史上的重大发现——西夏文佛经〈本续〉认定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及其价值》，台湾《1997·中华印刷科技年鉴》。
⑥聂鸿音：《西夏活字本研究评述》，《民族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
⑧钱存训：《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中国历代活字本综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⑨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敦煌研究院藏回鹘文木活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⑩⑫《元史》“世祖纪”、“成宗纪”；北图藏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日本善福寺藏《大宗地玄天本论》卷三。
⑪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⑬牛达生：《元刊木活字版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七十六卷考察记》，《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
⑭牛达生：《元刊木活字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发现、研究和版本价值》，台湾《印刷与设计》1996年6期。
⑮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作者：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银川 750001】
本文出自：《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71-77页。
